我终于明白，也具体感受到为什么越来越多精神病专家终于承认，每十个人中至少有三个是已经失常，而且需要心理辅导或服药治疗。因为不管你是否忧国忧民，也不管你每天看不看报纸，只要你还睁眼走路，张耳辨音，你就有可能看见不应该发生的罪案（例：不怕警察的贼），和听见不应该受难的无辜者的呼救（例：因为弟弟可能在不需要被杀的情况下被杀，而带着四个子女一起服毒的姐姐）。
简单的说，在立法偏差、司法不公、执法不正的世界，你每天都可能为了保命而担惊受怕；如果你没有不怕死的信念和改造世界的意向，你更可能因为过度内向而陷入孤立无援，进而精神分裂，最后不是成为受害者，就是成为加害人。
只是为什么这世界会变得那么不堪呢？
如前所述：立法偏差、司法不公、执法不正！
为什么立法者立法时会偏帮一族或一个统治阶层？因为他们不愿意与公民平等，因为他们不愿与人均分利益（例：封衔后就享有免控权、土地成为权争筹码）。
为什么司法不公？因为司法者首先认同了立法者，又接受了从立法者授予的特权，才准予参与司法工作（例：驳斥11司会审银州事件的可能）。
为什么执法不正？因为执法者久而久之的知道，他们只需要按着立法者的胃口，司法者的倾向执法，就可以取得超标的荣誉（例：113%）。
所以在“一切人杀一切人”的现实下，霍布斯建议社会契约，即要求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一起对所有不能给生命共同体带来公益的特权妥协，并且把统治阶层置于法的精神之下。
笛卡尔则建议公民要创造自己的机遇与命运，不要在不能忍受的统治状态中束手待毙。为了保证个别的公民能够保护自身，他甚至为此设计了超越一切利害关系的理性通道，并说明要进入此通道首先必须怀疑一切原有既定的后天知识，包括已经形成建制的教权与王权。
当然，他说得相对谨小慎微，而且零散，所以我们把他误读是在所难免的——不要忘记当时也有出版法令。
而，更重要的是，他要给公民渐进赋权到出版法令失效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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