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要什么?

我们要成为生命共同体!

自由的活在天地宇宙间。

自由的思想,自由的言论,自由的聚会,自由的承担。

我们主张社群主义,而不是个人主义或种族主义。

我们不凭借自己的族群优越感而贬低他人他族,也不因感觉他人他族比我们强,而低头为仆为奴。

我们乃是凡事念想活在同一块大地的各人各族,然后齐心为各人各族的感受与需要,共谋和平共处、互惠互利的生存模式。

我们坚拒操弄、愚化人民的僭主与它们的愚民政策!


et revelabitur quasi aqua iudicium et iustitia quasi torrens fortis

实际需要:http://bancyanide.blogspot.com/


2009年4月18日星期六

十字架上的荣辱与暴力

媒体人出场前夕

最近有个朋友想到一个点子来预备未来更可能的民主进程。

他尝试在他的生活范围内一年带起10个媒体人。

媒体人,顾名思义,就是可以用各类媒体呈现自己的思想、感觉、德性的人。

他说,他会带领这些人办网上评论(一星期只写一篇真正读懂想透的文章)、读书会(每个人每星期写一篇有深度的阅读心得)做个有品有格的博客。

消息放出之后,目前已经有了5位积极回应的同路人。

这些人平均年龄从14岁至25岁不等。

他们各有专长,能写能唱能弹还会设计、绘画、演戏、演讲。

所以可以期待今年内网络世界新增十个不同的面貌、十种不同的声音。

这以后,每个人再影响、培育三、五个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第五代这个传承的媒体人,而且一个人一天吸引50至100个新网友——有潜能又有方法发挥得好的,甚至可以吸引300—500个浏览者——而且是各语文群体的全球人口呢!

所以热烈欢迎新传承媒体人出场!!!

掌声鼓励鼓励!

2009年4月16日星期四

所谓的“大学生”是怎么生产的?

基督徒大学生的团契:基础性的问题

一、序言:

在具体的社会脉络里,基督徒大学生团契应该关心的基础性问题是什么?大学是什么? 有大学的地方就有大学城吗?大学和治理术概念里的“人口”有什么关系?大学学些什么? 何谓通识教育? 大学教育对革新有什么直接的关联?为什么有的大学被安排在偏远的地方?读了大学, 就会有工作吗?

二、认清楚大学系统是国家人口治理术的延伸体

在马来西亚,“大学城”并不是中性之城。它是国家迈进讲求治理术的延伸议题。教育政策规划是治理术 (governmentality) 的直接效果。例如,大学校园为何是“关闭”而不是开放的、公共的,就是公共政策者对“公共”进行了诠释之后的治理表现,为公共提供了约化的解释的后果。又例如:大学不开放给民众,大学生不须要参与政治也是从治理化的“论述”的后果 (参考:马来西亚大学法,以及M. Mahathir最近对修正大学法的局部性“意见”)。说穿了,国家的治理化 什么是国家能力范围内,而什么不是,以及何谓公共与私人等等问题 - 是使国家得以继续存在的原因,所以有必要把“社会的国家化”也包括进去。要明白国家的存续与限制,就有必要明白治理术的普遍策略。治理术的手段?政治斗争是仅存的空间。 大学,在于这个预备人进入社会的机制,就是形成国家治理之一部分的机制。大学就是那些确保“国家”可以继续的集团必须治理的对象。大学 - 尤其它涉及了人工化的人口迁移的议题 - 是让治理技艺克服其发展受到限制而必须处理的议题。

所谓大学城,就如人口,有其自身的规律、自身的死亡和疾病率、自身的稀缺周期等。大学城不是一个线式概念,它既有聚集/离散的作用,透过人口结构的转变,此城有上升下降的螺旋现象。更重要的是大学,基于它的人口,有其特殊的经济效果:统计学很容易就可以把这个地方的人口现象予以量化。大学之所以成为治理人口(或人口的治理)的基础工具的道理,在此。

但大学作为关于人口的议题是经过改变后的人口概念, 即人口再也不能约化至家庭内部的事务,它不再以家庭为模型,不再指家庭的经营:家计管理 (Haustafeln),而是家庭成为了城邦经营学的工具,即政治经济学 (political economy) 的工具。家庭只是人口管理中备受重视的工具 (例如:为什么人们要种牛痘?为什么外国人前来我国申请工作需要验血?照X光?确定HIV带原与否? 为什么90 年代在英国留学回国的不能捐血?华人生与率, 在不同的国家,就有不同的重要性)。换句话说,人口的管理, 超越了家庭的经营。人口成为国家管理术的新贵。刺激生产率、引导人口迁移到特定区域、处境的改善、财富、寿命、健康等的提升;总之,治理术的对象是人口。人口是治理的目标、掌中物。但人口本身可以对治理的所作所为一无所知。利益是所治理的人口的利益, 而不是个人的利益或家庭的利益。国家治理不仅是国家主权的问题,它也是人口治理的问题。

三、治理术底下的大学城:造镇和人口结构的改变

大学,即所有公立大学,不仅是教育的议题,也是关系到人口迁移的问题。大学既是关系到人口,它和领土与财富形成了紧扣的网络。治理术的干预,意味着对上述网络的干预 (例如:既得利益团体的人口不足时,买进人口充数, 就是一种干预性行为;又例如:鼓励多产,提供补助)。

从城乡学的角度,目前摆在各位面前的事实是这样的:(1)我们在相对上偏僻的地方找到“大学”。这种现象形成了本国公立大学的特色。这个现象和殖民时期“大学在城”的植校概念,形成鲜明的对比。这类大学是不是基于造镇的概念所驱使,或者基于造镇的歪理:政治经济学的考量 将大学变成乡镇更新的工具?可以说,在那些已经发展的先进国家,乡村设大学校园的策略,我们已经见不到。人们或许可以辩称在这些国家,他们原本的大学都是在乡下的,后来随着都市化 (urbanisation),使大学变成了城市的一部分 大学城。这有可能。但人们还是需要解读为何有一种反逆的思想,即尽管我国已经造出许多新城市,大学还必须开设鸟不生蛋、龟不到岸的“乡下”。

严格而论,我们有必要对马来西亚式的社会结构有基础的理解,尤其在马来亚独立后初期的人口结构有理解:乡村/甘榜/新村/园丘的分野,仍旧存在。如今把大学设在城镇乡镇,而不都设立在城市,我们可以说,这是“进步”!可以说是后殖民思考的后果。对于从前人所做的,进行反向思考和实践(例如:“向东学习”)。

退一步说,尽管大学的地理位置有乡镇更新的意味和元素,并企盼它有一天成为甘榜围绕城市的可能,为甘榜创造大学城经济的可能,但就目前而言,有它“不方便”的地方。这类人工规划,就好比在小河流生硬的停泊了一艘大轮船,但彼此之间没有互通的孔道和彼此关联和延续性 (porosity)。拉曼大学北迁到“锡矿业的废墟”- 金宝城市,就曾经引起过争议:为什么要把一座向前看的“机器”(知识上)搬到一个正逐渐在没落的城镇?这个规划的内在逻辑是什么?基于Wawasan 2020马来西亚都市化过程里的“必要部署”,以便缩短城乡的差距?但乡村有乡村的基本结构:人口、工作、活动,且马来西亚的乡村 无论是新村或者甘榜,都已经面临只有“老--宜”的问题。没有提供工作的地方,就会人口萎缩、凋零。没有工作机会的乡村,就会只有“不断待业”的人民能够长留下来。这是目前马来西亚乡村的景观。

我国这四十年来所开办出来的国立大学,不只分散,它尚不能满足一般人定义下的大学城的基本条件。基于它长久孤立于众的传统(外不能进),不论是历史较久的大学或者是新近开设的公立大学,它更多是接近修道院型的治理术的后果。可以肯定的是,在金宝市或者巴里文打,大学是有了,但还没有Starbucks的同在和祝福,也没有Borders书店,也没有诚品书店,这些“大学”, 在地理文化上,尚不足以成为大学城,也还没有和附近的居住环境连成一片而成为“城邦”。这些例外的安排、安插、规划,在乡村来不及成为城市的国家进程里无形中成为学园的奇观。

上述的造镇论点,为“大学是什么?”频添了变数。

四、在城市里的大学生?

不见得。如上述,就看你在那里就学。或许因为上述造镇的概念,基于城市和乡村不同的地方真的太多了 (结社、生活、休闲、活动、生活礼仪),基督徒尽管在大学就读,但其经历不见得能完全脱离(1)甘榜化/新村化/园丘的生活; (2) 与人群孤立,塑造了大学生特殊的社会观;(3) 特殊的人文景观。毕竟生活在乡镇和生活在复杂的城市,不尽相同。所以,讨论马来西亚的大学生, 有必要先从这个“做大学生”的人的地理环境说起,尤其有必要厘清从乡下、城镇到进城读书的人的生存心态 (habitus)的不同,他们与别人形成社群的历程也有不同。有趣的是,网络社会为上述特征增添变数:从人们既是那么偏远又是那么靠近,必须加上:既是乡土,(知识)却是那么“先进”。

五、我国的大学生,缺了哪些货?

创新的基本条件, 其一。如果目前的大学生要有创新 (innovation, 参考OECD 1996发布的重要文献)的可能,就要为创新的来到及早做好准备。鼓励目前读理工科学生们修习人文学院开办的课程,表面上看是迈进通识化的过程, 实际上是为创新铺路。若要在知识导向经济 (knowledge-based economy) 的职场和社会有革新的可能性,必须具备能从跨科的学习培育科际整合的能力。基本理由:革新强调原料 (resources) 不变,但需要重新组合这些原料(realignment of primary resources)以便缔造出对环境最大的冲击。到了我们这个时代,这类重新组合,并不是指本科内的组合而已,而是针对在跨系跨科所学到的知识进行必要的整合。过去本区域的大学教育太过专门,各科都跨不出自己的门户,各个学科成为封闭的单位。以马国目前的情况分析,绝大部分大学生们还停留在“必选”阶段,即除了本身课程,加上了国家机器 (MQA) 所制定的“道德教育”- Tamaddun 1 Tamaddun 2。可以说,这些只是“必选”(强迫中奖)科目,真正有机会跨科修习的学生不多 University Utara的现象有点特别:他们的学生至少有三门课必须是用英语来上课的;私立大学里, 最被看好的是UTAR学生的课程修习 已经往跨科跨系的方向迈进),学生们在选读科目上产生杂生 (hybridization) 的情况并没有发生,所以对跨科以至于能够革新的学习理念不曾发挥足够大的作用, 更遑论科际整合了。从通识教育的角度,上述所提到的道德教育课程是可能编入通识课程的。但这些课程充满特定、狭隘的教育议程,有必要等到其它人文、科学、自然及宗教课程的加入并使后者皆具有和这些“指定课程”有平等的地位,才能够说马来西亚大学教育真正迈向教育通识化。

马来西亚的大学通识教育,若和台湾和香港比较,后者早在80年代后半叶便开始进入“不牺牲专业的通识化”教育,且在90年代就开花结果, 成果非凡, 这项教育政策无形中提升了大学生毕业后的竞争力。国家竞争力绝对和大学开不开辟通识课程有直接的关系。现在大学并不是不需要想(所以有不会想的后果),也并不是思想到底有什么问题,而是知识与知识有什么关联,以及思想与知识的管理 (management of knowledge) 之间的关系太过紧密,已经分不开了。资讯太多, 需要用想到、站立得住的知识来加以过滤、管理、再用再生。通识教育的贯彻使得一个大学生在毕业后听得懂其他可喜的人的论述(narrative),增进彼此间合作、共同研发最大的可能。

上述讨论和大学教育的通识化,使我想到目前马来西亚大专生团契之存在的基础性的问题:胸怀知识、契友开放其知识的边界、培育“跨科人”的思维模型,就在大学时期就预备好革新的种苗,以便预备好这些人做能够融入社会/教会的“大”人。在大学期间, 透过通识教育的研习打破固步自封的求知历程,开始学习听得懂不同科系的契友们的论述。众声喧哗。如果大马大学生团契想杜绝大学生高中化的陷阱 (只会考共同科目的试、只会完成学校老师所指定的共同作业),想突破只为学期报告、期末考试的生存心态,且想避免团契倒退为乡村酋长式教育 - 基于过往长期住在乡村乡镇但不认识城市的人大量的流入 - 以至于演变成为不必要的乡愿化团体 (因不认识大体也不去研究社会变迁而执意而成为只能向内看的自闭团体),就有必要重新思考(并落实)上述大学教育所面对的基础性的问题。把乡村生活的心态带进大学团契,只会增添原生主义的发酵。原生主义的特性是:我其实很希望大学生活就象我乡下生活的那样,大学的符号、文化和我的乡下的生活无异!这类投射,对大学会不会出现“联合国”文化是毫无助益的。

六、大学生和美杜莎?

大学生,该如何看待社会的趋势呢?趋势?是的,还有一波,比上述所说的政治经济学及要求通识更加严峻的社会考验,那就是:市场社会 market-society)的来临。这类社会,领导的科学是市场的科学 也就是经济学。这不是政治经济学,甚至也不是公共管理下的经济学。它是市场内部的减少到不能再减少的经济学 亦即只关切市场的内部动态,而不关心它们的生存环境与市场外部的状况。文化生产不再是关于真实、美、深刻或生活的必须,而是“被贩卖的东西” (参考:R. W. Connell, 2000)。

大学, 此系?“有市场吗?”市场经济出现在一个充满“商业幻想”的社会。好莱坞、肥皂剧、消费广告、名人八卦、Hello Kitty I, II, III, IV… - 大众文化内容。或许, 这些习性已经提前进入了团契。但大学团契,不应该是“由你玩死地”(university) 也不是“由你玩四年”, 它是准备人进入社会、融入社会的阶段。

还有,大学教育的美杜莎就是市场经济。大学生要现在就想好这个让你玩得不太开心的问题。大学生可以在就读时就开始知道自己毕业后会待业 尤其是成绩好但就是进不到、读不到自己想念的科系的大学生们。大学生有机会在毕业后成为游民。大学生…, 不再是传统的大学生, 而是天天想到增值的人。

或许,生活在马来西亚的大学生们,真需要有一面Perseus的盾牌/镜子….。准备屠美杜莎和其它的妖精。

七、提供给大学生进深讨论的问题:

1. 大学是什么?你们团契有为新生们开办过《大学的理念》、《解读大学》或者《大学教了没?

类似活动吗?

2. 何谓大学生的发展任务? 此任务和大学生进入社会有何关系?

3. 何谓原生主义?

4. 团契有没有指导大学生们如何在本地大学修课?修课的考量是什么?

5. 何谓“大学生高中化”?“在大学的高中生”?这个现象是如何形成的?

6. 试比较自己目前在大学所修读的科系内容(量、质比较)并和其他国家(台湾、香港、韩国、日

本)的课程内容作比较。

7. 对于大学排名的回应:排名的细目包括了有哪些项目?这些项目对你身为大学生, 有何正面的提

示?

余德林,PhD (Durham University , UK)

担任马来西亚城市与文化研究中心研究指导

2009年4月15日星期三

“洗兵”引发的启示

玩《部落争雄》最残忍的事莫过于“洗兵”。

洗兵,亦即把自己不要的兵马消灭掉,以便腾出人口空间建立自己意欲的权力中心——将军府:用于占领“新”村,至终扩大自己的部落范围与领土。

洗兵的残忍则在于,你要杀的,都是自己原先繁殖的百姓、子民。

不同的党报,制造不同的种族话题,温和的说,是方便统治者继续的分而治之;严厉的说,是不是为了至终能够腾出一些人口空间?

《五毒散》昨天的标题是为了什么?

让一群温和的子民被挑拨起来?

为的是什么?

难不成他们也玩《部落争雄》,并且也玩到了这样的阶段——以百姓为刍狗?

黄洁冰英文文告

英文文告全文

These past two months have been more than an traumatic ordeal, one which I would never wish for any citizen to have to suffer through.

I have been stripped bare publicly – both figuratively and literally – by force and against my will. My personal life has been violated and assaulted by none other than criminals. Even up to this evening, I continue to receive threats from unknown persons.

This is not a scandal, as some have suggested, but a clear criminal act. This is no less a form of criminal intimidation, a form of political violence, and one which, if I chose to retreat into silence, would in turn affect women, especially women politicians.

Gutter politics is not and should not be part of our political culture. For those who depend on exploiting and supporting such criminal acts, is an indication of the kind of politicians and persons they are.

I stand for a person’s right to privacy. I stand for ‘New Politics’ – a politics that encourages intellectual discourses, reasoned polemics and ideological debates, not one which resorts to gutter-level politicking to smear, to slander and to violate one’s privacy in order to score political points.

This is the hardest decision that I have to make in my life and it is with the greatest humility that I accept the Selangor state’s offer to remain in office.

I wish to thank Menteri Besar and the Selangor Exco, my staff, my fellow ADUNs, fellow politicians from Pakatan Rakyat and Barisan Nasional, PKR leaders, the Women’s wing of PKR and the grassroots for their support and guidance. I wish to thank my lawyer Derek Fernandez for his legal counsel and unwavering belief in me.

Respectfully, I wish to thank HRH the Sultan of Selangor for his guidance.

I am humbled by the encouragement and support from the media, my family and friends, the NGOs, the tens of thousands of people who signed petitions on my behalf and who wrote to me, and especially my constituents who stood by me in these trying times.

I also wish to thank the Police for their professionalism in addressing the issue at hand and I look forward to them apprehending and charging the criminals soonest.

My only wish is to serve my constituents and the state to the best of my abilities and with the help and cooperation of the people, to make this state and this country a better place for all. The struggle continues, and our work has only just begun.

Elizabeth Wong

ADUN BUKIT LANJAN

EXCO for Tourism, Consumer Affairs and the Environment



谢谢您不向恶势力低头!谢谢您愿意回到团队中来帮助不断被操弄的弱势人民。

谢谢您!

这样的道德勇气值得我们景仰!

我评假、大、空竞选队是个笑话

我们下列45人经过“协商”后,决定寻求广大会员代表的委托以领导来届的雪隆董联会。我们誓言遵循董联会的章程,维护华教的发展,坚持华教立场与原则,继续壮大雪隆华教队伍。

我们在来届的工作目标是:

(一)我们将与各州董联会同仁一道,坚持董总一贯的宗旨,团结所有热爱华教的人士,发挥维护华小,发展独中,建设民族高等学府的角色,坚持“超越政党,不超越政治”的方针,督促政府公平合理地对待各民族母语教育;(没有道德勇气,就是空话,面对政治压力选择一面倒则是笑话)

(二) 我们将继续在州内举办各种华教工作营和交流会,对外则与董总或各州董联会,与各独中董事会之间举办交流会等,以加强共识,凝集力量,提高华教工作者的认识 与工作能力,以应付越来越复杂和变化多端与迅速发展的形势。我们也将在这些活动的基础上拟出计划以改进组织结构和领导方式,培养干部和接班人;(不敢鼓励有人文精神的爱护华教者勇敢交流与归队则是笑话)

(三)我们将继续配合董教总独中工委会,举办有关的研讨会或交流会,协助雪隆区的华文独中培训教师和行政人员。我们将举办讲座,邀请有关方面的学者专家担任主讲学校如何进行自我评鉴以及拟订学校发展规划,以推动本地区华文独中的教育改革。(真实的教育改革是要把历史古人面貌还原的工程——例如孔子作为周游列国推动周朝文化透过礼仪复兴的政治家,老子作为以宇宙天理循环警戒君王施善治的哲人,还有好多哲人基本上都是政治家而不是被汉武帝阉割后的文人而已——我说的是前秦诸子非“汉”化后的民族图腾)

(四)我们将尽力维护、巩固和发展华教应有的的地位和权益,继续推动“华小董事觉醒运动”,协助还未获得董事注册的属下单位及早完成注册工作,并加强已获得注册的董事会的正常运作。(没有道德风骨的领袖如何对中产阶级以至更富有的董事作言行身教的榜样?)

(五) 我们决心维护华小永不变质,坚持母语教育的立场,继续争取废除英语教数理、恢复母语作为数理科教学和考试的唯一媒介。我们坚决要求政府修改教育法令中不利 华教生存和发展的条文和条例,以及检讨没有公平对待各源流学校的教育大蓝图。我们将积极向当局争取制度化增建华小,培训足够师资,以维持和提高华小的教学 水平;(为什么不要求打进政府教科书委员会纠正带着分而治之思维的教“官”重编全民马来西亚精神的各类教科书?)

(六)我们拥有并于2003年启用的两间四层楼的会所是州内华小3 机构及广大热心华教人士的大力捐献的成果,我们将在它原有的基础上进一步搞好组织工作,发展会务,使它继续成为雪隆华教坚强的基地;(这是完全没有承诺的空话,因为前面连华教都说不清楚,要这基地何用?华教难道只是认识几个方块字与它的发音?)

(七)我们依靠集体智慧,实行民主集中的领导,发挥团队精神,继续成为一支团结而有效率的队伍。(集体智慧当然要包括民间智慧,而不是老叶说了算,民主则是敢敢面对面处理争议,交待问题而不是躲起来)

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华文和中华文化在国际上的地位不断提升,华文在经济和科技上的使用也将越来越广,华裔同胞对自己的民族文化和母语教育充满着信心,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我们将坚持团结,作出不懈的努力,把华教的工作水平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平台。

(如果中国跨了爷们的团队是不是也就跨了?为什么不敢敢开发属于东南亚汉语民族的思想世界和发展空间?这完全是金钱头脑,所以可见未来华教经济挂帅灵魂枯萎)

他们想见我们?

他们要拉近跟我们的关系,为什么?非亲非故的?

一、方便你给他们面子;我朋友明知道某人没有公德,但因为他帮助过他,所以他永远选他,最后害惨了我朋友选区的人民。

二、方便知道你是谁,住那里,做什么——方便某天晚上拿麻包袋套你。

三、听一下我们的醒悟到了哪里,以便给我们更多精神迷幻药,比如选择性报导的媒体,越来越软绵绵的娱乐节目。

四、收编一些可以被利用的网络高手,然后让他们帮助我们搞内耗。

为什么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

前提:因为他们一直想统治,而不是想与我们集体进步,以至可以共同踏入互相尊重自助自主的民主议程——有了民主他们当中绝大部分习惯性不用脑筋的人会失去竞争力,连带既得利益,其中最明显的是可以当恩物赐给党性很强的领袖的土地、职业、权力。

所以为什么要见他们?

如果他们真的不想统治了,也实际上在制度上如此推进民主,到时再见面吧!

反正我们不想做什么网络英雄,我们只是想对自己实话实说,偶尔写写日记、周记、月记,为的是不让自己迷失、沉沦,成为没有反思能力的动物。

人生最可贵的就是重新做人,不做动物,不对吗?

2009年4月14日星期二

黄洁冰留下来吧!

她说:“我没有犯法。我坚持在一个民主社会的基本原则,每个人都有自己私隐的权利。”

是的,她没有犯法,不应该被逼走!

如果谁硬硬要毁掉一个愿意也可以为人民做事的父母官——那么一早就显出他们居心不良,只想要人民永远没有好日子!

这就是所有呼吁黄洁冰辞职而自己暗爽的政棍的邪恶。

基督徒朋友寄来的思想关怀

这个学期我开始在学院教Critical Thinking Skills (CTS)了 - 批判性思索的课程。全班有23人。
但最早来参与这类课程的是CCRC的成员们。这是每位准备要做研究员的专业人士必须研读的基础课程之一。我还盼望日后有更多的孩子能够在中学的时候就培育好独立思想的能力。目前准备在吉隆坡为小学三年级级以上的小学生所开办的《PQRST欢喜读书方法》活动,就是上述概念的延伸。

来上CTS 的都只是college diploma 的学生, 年龄在18-21 岁之间。这也是我向学院建议、让它成为全院通识教育的课程。我还建议要开设 Learning/Study Skills。时代变了,学习的方法也在变。学生需要relearn new skills。

另外,如果目前大学要有创新 (innovation, 参考OECD 1996重要文献)的可能, 一定要鼓励任何目前读理工科学生们修习人文学院开办的课程。通识化。如此,才能在知识导向经济的职场和社会有革新的可能性。基本理由:革新强调原料(resources) 不变,但需要重新组合(realignment of primary resources)以便缔造出对环境最大的冲击。过去本区域的大学教育太过专门,各科都跨不出自己的门户,大学生除了在本身课程内加上了国家机器制定的Tamaddun 1,2 (从通识教育的角度, 这也是有需要的课程 - 但这些课程充满特定、狭隘的教育议程, 直等到其它人文、科学、自然宗教课程的加入并具有和上述指定课程有平等的地位), 几乎有机会跨科修习的不多,所以hybridisation 没有发生足够大的作用。

马来西亚的大学通识教育,比起台湾和香港,后者早在80年代后半叶便开始进入“不牺牲专业的通识化“教育。国家竞争力绝对和大学开不开辟通识课程有直接的关系。(我指的是国家机器所掌控的学校而言)。

现在大学不是不需要想(所以有不会想的后果),也并不是想有什么问题,而是想和知识的管理(management of knowledge) 的关系太紧密,已经分不开了。资讯太多, 需要用想到、站立得住的知识来加以过滤、管理、再用再生。

上述课程和大学教育通识化使我想到目前马来西亚大专生团契的基础性性质的问题:胸怀知识、能够跨科、在大学时期就预备革新的种苗,以便预备好这些人做能够融入社会/教会的“大“人。

如果大马大学生团契想杜绝大学生高中化的陷阱, 突破只为学期报告、期末考试,同时要避免团契乡村化(基于过往长期住在乡村乡镇担不识城市的人大量的流入), 以至于演变成为不必要的乡愿化团体 - 不认识大体也不去研究社会变迁的向内看团体,就有必要重新思考并落实上述大学所面对的基础性的问题。

欢迎你转载在你们的团契 。

这就是愚民阵线办报的目的......永远的分而治之

Pembangkang mengatakan konsep Satu Malaysia ia sama seperti konsep Malaysian Malaysia, apa pandangan Tan Sri?

MUHYIDDIN: Ia jauh berbeza, Malaysian Malaysia lain, konsep Satu Malaysia akan diberikan kupasan oleh kerajaan. Tetapi bagi saya penekanan terhadap konsep Satu Malaysia ia menunjukkan kita harus berperasaan Malaysia dan ada rasa tanggungjawab yang sama memajukan negara dan mempunyai cita-cita, wawasan dan visi yang sama untuk menjadi Malaysia sebuah negara yang maju tetapi yang penting ialah soal semangat kerjasama dan perpaduan.

Ia kerana akhir-akhir ini kita lihat ada juga sedikit bunga-bunga berputik perasaan polarisasi, perkauman dan ia dieksploitasikan oleh pembangkang. Mereka membangkitkan perasaan tidak berpuas hati termasuk isu-isu yang sudah disepakati bersama.. Isu-isu ini memerlukan kita melihat semula semua tindakan bagi mencari pendekatan untuk menyatu padukan rakyat, keduanya ialah dari segi melihat peluang pengagihan, nikmat pembangunan bukan dikatakan sama rata tetapi mesti buat secara kesaksamaan bukan kesamarataan, yang mana perlu dibantu, harus dibantu supaya semua orang boleh menikmati kemajuan dalam konteks yang saksama dan paling adil.

Tetapi Pas melalui Mursyidul Amnya, Datuk Nik Aziz Nik Mat menganggap melalui konsep Satu Malaysia itu, UMNO mula meminggirkan perjuangan terhadap orang Melayu?

MUHYIDDIN: Itu tidak betul kita tidak pernah lari daripada perjuangan asal kita, kita tahu di mana kedudukan kita. Kalau Nik Abdul Aziz berkata begitu, maknanya beliau sudah menerima gagasan UMNO walaupun kononnya Pas tidak menyebut soal Melayu hanya Islam sahaja, tetapi kita sejak dulu lagi memperjuangkan kepentingan orang Melayu dan itu masih termaktub dalam Perlembagaan UMNO dan UMNO tidak pernah lari daripada asas perjuangan kita. Namun dalam konteks yang sama dan terkandung dalam Perlembagaan UMNO ialah kita juga perlu membantu bangsa-bangsa lain dalam negara kita yang ada hak dan kedudukan. UMNO tidak pernah lari daripada tanggungjawab itu tetapi UMNO juga memahami senario dan landskap politik yang berubah pada hari ini, kalau kita mengambil pendekatan yang agak sempit dan tidak mengambil kira tentang senario politik yang sudah berubah orang akan kata UMNO sudah tidak relevan maknanya kita tidak lagi dilihat sebagai mampu membela nasib bangsa kita.

Ini pembaharuan pendekatan yang digunakan oleh Presiden parti dan menunjukkan bahawa kita berlapang dada dan bersikap terbuka tetapi tidaklah kita mengorbankan kepentingan asas kita, kalau kita hanya melihat dari sudut itu tanpa melihat kepada yang lain masalah kita akan lebih besar lagi.

Kalau melihat kepada keputusan pilihan raya kecil baru-baru ini terutamanya di Bukit Gantang dan Bukit Selambau, ia seolah-olah menampakkan laluan BN masih sukar untuk mendapat sokongan rakyat, apa pandangan Tan Sri?

MUHYIDDIN: Saya fikir paling jelas terbukti masyarakat Cina dan India belum bersedia menerima apa-apa bentuk pimpinan kerajaan yang seperti ada sekarang ini, lebih lagi agak terlalu menonjol ialah terhadap apa yang berlaku di Perak itu sendiri. Sesetengah masyarakat di sana, melihat ia dari sudut yang rasis, kerajaan orang Cina ditumbangkan oleh kerajaan orang Melayu walaupun tanggapan itu tidak betul.

Mungkin mereka tidak berapa jelas cara dari sudut Perlembagaan dan peraturan, maka mereka melihat apa yang berlaku sebagai satu bentuk menolak hak majoriti rakyat, mereka mahu kerajaan dipilih seperti pilihan raya lepas.

Komplikasi ini menyebabkan rasa marah di kalangan orang Cina dan juga masyarakat India, jadi bagi saya itu agak menjadi faktor utama di Bukit Gantang dan kesannya sampai ke Bukit Selambau. Ini jelas apabila ada masyarakat Cina di Bukit Selambau ramai yang tidak keluar mengundi, kita tidak pasti sama ada mereka memboikot atau tidak mahu menyatakan pendirian.

Bagaimanapun petanda lain, kita melihat sokongan orang Melayu meningkat, jadi dari satu sudut ada faktor yang positif kerana masyarakat Melayu mungkin lebih yakin apabila melihat angin perubahan dalam kepimpinan negara, kepulangan Tun Dr.Mahathir Mohamad ke dalam UMNO dan lain-lain usaha yang kita buat untuk menjelaskan isu yang berlaku di Perak sebab itu mereka membantu kita.

Saya fikir ada juga faktor-faktor lain yang menyumbang kepada kekalahan seperti pembangunan, faktor tidak ada keputusan yang dibuat oleh kerajaan yang menyenangkan rakyat, isu tanah dibangkitkan dan mungkin dari segi bantuan sekolah-sekolah bukan kebangsaan, jadi sama ada faktor ini menggambarkan senario nasional atau pun lokal, kita akan ketahui selepas kita membuat satu kajian oleh badan bebas nanti. Di Bukit Selambau pun tidak banyak bezanya, mungkin 'angin' yang sama 'bertiup' ke sana dan kesannya hampir serupa, faktor sokongan Melayu hampir positif, kaum India sedikit ada penambah baikan tetapi tidak banyak berubah, jadi ini satu perkara yang perlu kita kaji dan teliti. Tetapi macam di Sarawak, di Batang Air, mungkin disebabkan ia jauh di pedalaman mereka melihat soal pembangunan, jadi mereka melihat kerajaan sebagai satu tempat yang mereka harapkan sangat.

Di Semenanjung pembangunan tidak menjadi isu, mereka melihat kepada isu-isu yang lebih nasional apa lagi dibebankan dengan apa yang dibuat oleh parti pembangkang. Mungkin methodologi yang kita guna masih lama sedangkan mindset baru. Ini kita akan ambil iktibar daripada itu, bagaimana kita hendak mengubah methodologi kepada suatu yang lebih sesuai dengan keadaan dan masa.

Tetapi bukankah setiap kali pilihan raya kecil, permintaan kaum bukan Melayu dipenuhi, malah di Bukit Gantang walaupun peruntukan RM1juta diberikan tetapi kaum Cina tidak juga menyokong BN?

MUHYIDDIN: Ya, kadang-kadang kita berasa terpedaya juga kerana zahirnya nampak macam 'ok', sambutan dengan tepukan gemuruh tetapi mungkin sudah ada tertanam dalam hati iaitu sesuatu tidak mudah hendak berubah, pokoknya masalah isu Perak terutamanya di kalangan masyarakat Cina yang mungkin telah dipengaruhi dengan sentimen simpati kepada Datuk Seri Ir.Mohamad Nizar Jamaluddin, kononnya dia 'dijatuhkan', lepas itu kononnya dasar memberi pegangan tanah selama 99 tahun dilihat dasar yang menguntungkan.

Ini yang mungkin menyebabkan sukar BN mendapat sokongan walaupun kita fikir bila mereka hendak sekolah Cina dibantu, kita bantu, sepatutnya mereka membalas budi. Pada waktu itu, kita pun tidak berharap sokongan kaum Cina akan meningkat 40 peratus dan sebagainya cuma kita berharap ada peningkatan sedikit tetapi apa yang berlaku ia mencatatkan penurunan, macam tidak ada penghargaan terhadap apa yang kita lakukan.

Oleh itu kita kena kaji psikologi apa yang menyebabkan masyarakat Cina tidak bersedia untuk berubah, pada zaman dahulu tidak begitu.

Persoalannya apakah mereka melihat dalam konteks senario politik baru ini, selepas kerajaan BN tumbang di lima buah negeri, mereka sudah menjadi kuasa penentu? Orang Cina rasa sekarang, walaupun mereka kumpulan minoriti, merekalah menentukan kerana kelompok masyarakat Melayu sudah berpecah tiga kumpulan. Masyarakat Cina tidak berpecah mereka bersatu, setidak-tidaknya dari segi semangat apabila bersama-sama membuat sesuatu keputusan.

Dalam keadaan ini, mereka boleh menentukan keputusan sesuatu pilihan raya dan apabila kesan itu dapat dilihat dalam pilihan raya umum lalu dan beberapa pilihan raya kecil, mereka fikir sekarang mereka lebih ada kuasa penentu, bukan sahaja Cina malah masyarakat India pun begitu, apa tah lagi apabila mendapat kedudukan dalam kerajaan yang ditubuhkan pakatan pembangkang dengan menjadi Timbalan Ketua Menteri, Speaker dan exco kerajaan negeri, jadi ini bagi mereka seolah-olah tawaran yang diberikan oleh pihak sana lebih baik daripada kita pernah tawarkan dalam konteks BN, jadi ini kita harus teliti.

Apakah situasi ini yang mendorong Tan Sri membuat seruan supaya semua orang Melayu bersatu kembali di bawah UMNO?

MUHYIDDIN: Saya membuat seruan itu kerana saya berpendapat dalam situasi sekarang ini, orang Melayu sudah banyak berpecah, faktor antara lain apakah kerana ia kelemahan UMNO yang tidak memahami cita rasa orang Melayu atau kerana ia perbuatan yang dilakukan oleh sesetengah kelompok contohnya Anwar Ibrahim yang memberikan kononnya satu gagasan baru atas dasar keadilan dan kesamarataan, ada sesetengah kelompok yang terpedaya, jadi dengan sebab itu selagi Melayu berpecah, saya bimbang kelompok majoriti akan menjadi minoriti.

Teras pembangunan negara kita adalah berasaskan kepada suatu jumlah masyarakat Melayu yang agak besar tetapi terpisah atau dipecahkan oleh perbezaan politik yang begitu ketara, dalam masa yang sama di pihak sana pula bukan Melayu menjadi penentu, inilah yang saya kata sudah berubah landskap politik negara kita, dan kalau hal sebegini berterusan apakah ia akan menguntungkan Melayu?

Bila saya berkata demikian bukanlah bermakna bukan Melayu akan rugi, orang bukan Melayu tidak akan rugi kerana mereka sudah maju, berjaya menguasai bidang ilmu dan ekonomi dan sebagainya. Bagaimana dengan masa depan orang Melayu? Apakah orang Melayu akan terjamin dengan situasi sebegini? Saya sudah mendapat banyak maklum balas bahawa orang Melayu berasa bimbang, mereka memikirkan soal generasi Melayu akan datang, macam mana nasib anak cucu kita. Perasaan ini wujud kerana mereka merasakan kedudukan orang Melayu sudah mula tergugat, kuasa politik Melayu melalui UMNO sudah tergugat, sedangkan dahulu kita jadi teras kita adil, saksama dan kita bantu semua kaum.

Kita menolong orang Melayu lebih kerana orang Melayu miskin, orang Melayu belum ada banyak harta dan orang Melayu belum menguasai kekayaan ekonomi dan sebagainya, jadi kita bantu beri pendidikan, biasiswa dan bantuan macam-macam lagi. Sebenarnya agenda pembangunan umat Melayu belum beres, sekarang tercabar dengan sebab berbeza politik menyebabkan orang Melayu berpuak-puak.

Oleh itu saya fikir formula yang mudah bagaimana hendak mengembalikan orang Melayu dalam satu saf. Saya tahu ia bukan mudah untuk meletakkan mereka dalam satu saf dan wadah yang sama. Kebimbangan saya orang yang tidak menjadi penentu sudah menjadi penentu, orang Melayu yang majoriti sepatutnya menjadi penentu sudah tidak menjadi penentu.

Justeru bagi kita kalau boleh sebaik mungkin mereka bernaung di bawah sayap UMNO, tetapi UMNO yang relevan dan memahami cita rasa rakyat, UMNO yang adil, UMNO yang lebih bersedia untuk melihat dengan lebih saksama, ini kita kena fikirkanlah.


注:他们只想永远无德无能的统治有理想有智慧的人民,所以他们坚持玩弄选择性的团结政策,也就是在这个族群里讲一套,在那个族群里讲另一套,最好弄到各族群不知道要听哪一套,然后他们就可以自己利用统治机器来说明和实施自己分而治之的伎俩——对无德无能的政客和自己想象的道德才子来说,分而治之是确保永恒统治的最佳手段。所以他们从来没有想过实质意义的全球伦理与在百花齐放氛围中的守望相助。相反,他们非常害怕自己选择性在不同地方发表的“主权”论述被解读后会失去的愚民票源。

......而非真爱、团结。

在社会脉络中升起的母语议题

在社会脉络中升起的母语议题 - 神学讨论刍议 (余德林,PhD, 城市与文化研究中心)

如果基督徒想成为知识人,就要确认知识人的根性不是封锁消息,而是用(所研究出来的)知识告知百姓和大众 (to inform the public),有理有据,并让公众有想后的决定。知识人不打算剥夺人们思想的机会,他们不愿意扮演电检处的角色。知识人相信文明和文明性 (civilisation and civility) 和知识承传的关系甚密,他们甚至认为不能够站出来为自己(所认定)的观点及诠释进行辩论,不让这些观点有起码的机会、被别人修正、乃至日后留存得住的文化氛围,对文明的开创是没有任何助益的。文明人的特性,就是依凭理知的论辩与说服:说服人也被人说服, 渴望被聆听也愿意聆听别人,也让别人与自己辩论。 野蛮和文明不同之处,在于前者自行决定对错、正误,不受讲理、讲文明的约束。野蛮对人并不具说服力, 只有文明人等待(被)说服。

如果本地的基督徒要弃绝野蛮性,就有必要提升自己思想的格局,如此才有可能在自己生活的土地为别人创造新高和可能性。(意满自得的基督徒, 可以不必理会我这段诤言)。

但什么叫做提升自己做一个有格可升的人/公民呢?免于民粹,定意与民粹主义疏远。如果生活在我们这一国的基督徒 (尤其是想在本地充当“有见识“的传道人的先、后辈们) 要免于民粹,免于自己陷入泥沼,就有必要先明白搞民粹到底是什么一回事, 并且抗拒民粹。如果基督徒的新闻与资讯传导(包括讲台信息),奶浑水喝的成分越高,其中问题是市场效应的问题,它和本地人的阅读文化 - 民粹化的生活取向 - 有着密切的关系。这是水准的问题。去问问那些留学外国回来的报业人们,尤其科班出身的新闻人,他们在外国所看所读到的报纸/期刊(Guardian,Southern Post, 联合报,中国时报),把他们自己在本地刊登的作品与他们的“宗主国”的新闻拿出来比对比对,他们或许会诚实的告诉各位“转载成分的高低和新闻素质水位是测量本地报业水位的评量判准之一“。针对民粹,人们还须要警觉于“太过固定但却不求进步的意见领袖” 们霸占媒体公器的趋向。总之,抗拒民粹需要有人带动, 才会成(洪)流。例如, 罢读运动。

不是最近、而是一直以来,媒体报章对于母语的探讨,不曾停息过。人们努力的透过报章释放出观点和诠释。可以说,母语议题已经以“冲突的诠释“姿态出现在读者面前, 场面热闹。

针对目前不同的华人团体以及其他非华族团体所进行的母语议题之讨论(这个议题),即公共的议题,基督徒在跳进这淌混水之前,要急切解决的还包括来自自己的感觉、成见、惯常的思维模式 (to think about the unthought)、情绪胜过理知的障碍,同时极力提升自己思想别人的思想 (to think about thinking) 的能量及层次,运用必要的批判性思索,即分析见到、读到、接触到的各种“论证“(arguments),包括最民粹的思考。

母语 - 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呢?它和族裔 (ethnicity) 的关系是什么?它和社会学所说的“场域”,关系又是什么? 什么叫做母语的文化生产 (cultural production of mother tongue)?和母语有关的(文化)生产是变相的文化工业 (cultural industry) 或者一盘关系到民族大义的大盘生意吗?母语议题真的可以孤立于“既得利益”而论吗?语言有神学意含吗?

当基督徒们也在高举“文化使命”时,人们到底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吗? 文化使命:对谁说?在哪里说?谁是听众?其实质内容是什么?

以下所摘录的,仅供免于八卦/民粹的进深思考者的研究方向,一种研究刍议,供各位部落格发烧友参考,并欢迎转载。


1. 何谓族裔(学)?

the term itself 词汇本身
ethnicity 族裔
race and class 种族和阶级
the current concern with ethnicity in Malaysia 马国处境对族裔的关注
from tribe to ethnic group? 从部落到群社?
kinds of ethnic relations 族裔关系 (对外谓种族/族群,对内为族裔)
Theology: analytical concepts and 'native' concepts “原住/原地”概念的神学检讨

2. 族裔分类:“我们”与“他们”, 以及陌生人
the ecology of the city: urbanisation in Malaysia 城邦的生态 - 马来西亚与城市化过程
the melting-pot metaphor: strangers in the polis 大熔炉:城邦里的陌生人
communicating cultural differences 沟通文化差异
stereotyping: for the sake of simplicity? 污名化
folk taxonomies, social distance 民俗规格, 社会距离
dichotomisation and complementarisation 分割与互补
ethnic stigma 族裔标签
negotiating identity 身份的协商
ethnicity for the individual 个体与族裔
Theology: what are the criteria for ethnicity? 族裔的判准

3. 强调文化独特性的社会组织
ascription as a decisive feature of ethnicity? 赋予/给与性 - 作为族裔的特征?
boundary maintenance 疆界的保存
boundary transcendence 超越疆界
degrees of ethnic incorporation 族裔整合的程度
ethnicity as resource competition 族裔与资源竞争
levels of ethnicity 族裔的层次
the theory of plural societies 多元社会的理论
ethnicity and rank 族裔与阶级
the interrelationship between criteria: yours or mine? 判准玉判准之间:你的还是我的判准?
some controversies between theology and sociology 神学与社会学的争议

4. 族裔身份与意识形态
order in the social universe 社会宇宙的秩序
anomalies: those who cannot "fit" 特例:无法入格的
entrepreneurs 企业家
analogical and digital; we and us 类比与数据; 我们及局内人
the emergence of ethnic identities 族裔身份的飚起
the creation of an ancestral identity 宗族身份的发明
history and ideology 历史与意识形态
social factors in identity processes 身份建构过程的社会因素
does Malaysian identity exist? 马莱西亚身份, 存在吗?
what do identities do? 多重身份:做什么用的?

5. 族裔与历史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ethnic relations 族裔/族群关系的历史发展
expansions of system boundaries 系统疆界的扩张
capitalism and others 资本主义及其他
Malaysian Hua She: from ethnogenesis to cultural industry 马来西亚华社:从族裔发生学到文化工业
ethnic revitalisation: from peoples to a people 族裔的再生:从多至一民的转变 (1Malaysia?)
colonialism and migration 殖民主义与移民
the semantics of ethnic labelling: Orang Lain, Orang Darah Naga, Kering, (Bumi)putera, Ketuanan Melayu... 族裔标签讨论
modern education and ethnic identity 现代教育与族裔身份
ethnicity, history and culture 族裔,历史及文化
cultural history in ethnic identity: a theologial reflection 族裔身份之于文化历史

6. 国族主义
the race to nation 种族到国家
what is nationalism? 国族主义是什么?
the nation as cultural community 国家作为文化群社
the political use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y (后)工业社会的政治用途
communication and technology and nationhood: the new election game 传讯、科技与国家
nationalism as religion and metaphoric kinship 作为宗教的国族主义, 以及隐喻性的血缘关系
the nation-state 政治实体
nationalism against the state 国家对垒政治实体
nationalism and the Other 国族主义与他者
the problem of identity boundaries 身份疆界的问题
a non-ethnic nationalism? 非族裔为考量的国族主义?
nationalism and ethnicity reconsidered 国族主义与族裔的再思

7. 少数民族与政治
minorities and majorities 多数与少数
minorities and the state 少数与政治实体
the creation of minorities in the modern world 现代世界所创出的少数民族
indigenous peoples 原住民
territorial conflict 国界冲突
stages in ethnogenesis 民族发生学的发展阶段
factors in indigenous ethnogenesis 原住民的族裔发生学
urban minorities 城市里的少数民族
boundaries processes 制造疆界的过程
does culture matter among urban migrants? 文化对于城邦移民有重要性吗?
identities and cultures: Ketuanan Patri? 身份与文化认同:基督徒的偏狭思维和实践:教会的老式经营和“原牧师主义“?
ethnicity in Malaysia: race, class and language 马来西亚的族裔:种族, 阶级与语言
the paradox of multiculturalism: in other words, relativism? 多元文化主义的吊诡:文化相对主义?
public controversies over culture: the issue of ethnic hegemony 文化的公共性争议:族裔霸权的议题
minorities and modernity: "either...or"? 民族与现代性:二元分化思维方式与少数民族

8. 非关族裔
changes in social theory: solipsism or illeity? 社会理论的改变:唯我或者外推?
changes in the social world: unity or uniformity in the church? 社会宇宙的改变:合一、统一 - 教会的问题
globalisation and local knowledge? 全球化与地方性思考的问题
identities and loyalties 身份与“(效)忠”的问题:为什么教会只能停留在“原牧师主义”以及之外的“五重职事”?
gender and ethnicity: are Christians sexists? 性别与族裔:阳具主义传统与基督徒的反省 - 指头向内的思考法
beyond ethnicity:where is the theological ground? 超越族裔的神学何处寻?
ethnicity and social capital: Is Bangsa Malaysia/1Malaysia a delusion? 族裔与社会资本
the end of ethnicity: a christian perspective 族裔的目的:基督徒观点
the eye of the beholder: a theological perspective and Peter Sengean thought. 教会之殇:一个未见之视域的讨论

“站在巨人的肩上”青专营

值得推荐你去参加的青年营会!

“我们个人的“烦恼”不一定只是个人的,而可能是社会的...。
不是你、我或者他的烦恼,而是需要有“社会学的想像”才能明白的“烦恼”。因为, 你不住在深山、孤岛, 你的命运和这里的人民勾连在一块。我们喝同样的水,泡浸在同样的水流里...。

21世纪的教会迫切需要神学语言在公共发作:神学社会学。
这是知识分子的使命, 也是知识分子留给基督徒最宝贵的资产 - 传授知识,告知自己的百姓,到底我们的世界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些事情、事件会不会影响到我们自己的人。

文化、政治、环保、经济、性别...
仿佛这些问题没有发生在马来西亚?不会波及基督徒?不至于那么看不清楚问题罢?

基督徒听过Wawasan 2020, 但基督徒不能没有“马来西亚的神学异象”(a theological vision of Malaysia), 以及马来西亚神学 (a theology of Malaysia)。如果基督徒对“马来西亚”没有答案,
答案不能公开讲论、辩论;如果在教会领导的都那么不愿意涉及这些议题,那么, 你们就应该理解教会为何得不到、招不到顶尖的人归向耶稣。因为信仰只是使他们和真正的社会脱节的鸦片。

我可以再向各位重复自己曾经公开在教会所说过的话:
目前马来西亚面临的问题并不是“后面进”、“前面进”(鸡奸)的问题 - 这是政客搞的东西。目前马来西亚的问题是社会结构的问题、社会资本的问题、内殖民主义的问题、霸权的问题、大学生(包括基督徒大学生)的教育和出路的问题(被安排去读不是自己要读的科系,然后还没毕业就知道自己已经失业)、教会的敬拜、礼仪、音乐荒腔走板的问题, 以及基督徒教养的问题(语言和经典阅读民粹化的问题)以及教会事工“速食加盟化”- 麦当劳化的问题。

教会从前丰富的传统(神学的、宣教的、社会关怀的)在这个“
多边”多变的世代蒙受极大的冲击...

难道这些信息基督徒听不懂,不应该听懂, 不想听懂真的问题和祈求上帝提供出路吗?
日期:19-23/06/2009
地点:PRESCOTT METRA INN. KAJANG
报名费:RM 270(30/04/09之前)
:RM 320(30/04/09之后)

主题:站在巨人的肩上
讲员:谢品然博士 讲题:查经-阿摩斯书


工作坊:
讲员:谭静芝博士 讲题:崇拜礼仪

讲员:余德林博士 讲题:社会学与马来西亚社会议题

谢品然教授,为加拿大沙省大学理工学士,后在加拿大神学院取得道学硕士学位,继而在美国达拉斯神学院获得圣道硕士学位(S. T. M.),后旅笈英国锡菲尔大学(Sheffield University),以《传道书》研究获得哲学博士。曾任教于马来西亚圣经神学院、信义圣训学院及香港建道神学院,亦曾任香港道风山基督教丛林院长。现为研道社:圣经研究及应用中心主任,并于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文化与宗教系神学院兼任教授及副研究员

主要研究领域:先知文学、旧约神学、圣经神学的公共性。着有《荒谬与真理—论传道书的神学思想》、《冲突的诠释》、《圣经研究与公共神学》(即将出版)等书,并编有《现代性、传统变迁与神学反思:第一、二届汉语神学圆桌会议论文集》。


譚靜芝博士,八零年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音樂系,主修風琴演奏。畢業後獲柏嘉主教獎學金在英國克羅伊登的皇家教會音樂學院繼續深造。八一年獲世界基督教傳播協會的獎學金往美國哥倫布俄亥俄州立大學修讀教會音樂碩士學位,主修風琴與合唱指揮,期間擔任大學浸信會音樂牧師。八三年又獲獎學金在辛辛那提大學音樂專科學院攻讀合唱指揮博士,並協助Dr. Elmer Thomas 擔任助教教授合唱學與指揮。畢業時獲授 Pi Kappa Lambda 的榮譽。

余德林博士:B. A. (台大); M. Div. (台灣中華福音神學院); Th. M. (美國三一神學院); Ph. D. (英國德倫大學) 新約、崇基學院名譽副研究員保羅書信-名譽副研究員


注:我猜题目灵感可能来自阿伦布鲁姆的书《巨人与侏儒》不知对否?

本书的题目并不特别与一个老说法相关:“我们都是矮子,但是我们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这谦卑的姿态,表达了太多的自我满足。巨人是那么容易让我们爬上去的 吗?巨人的功能就是把侏儒扛上他们的肩膀吗?或许他们曾经是亲切和蔼的,但是现在他们却把我们摔在了地下,偷偷走了,只留给我们一个视界更宽一些的幻觉。 毫无理由地假设我们和伟大者的亲密关系,很快就会使年轻一代人否认有什么巨人,并断定这整个说法不过是一个谎言,是由教师们编造来抬高自己的。我想,巨人 会鄙视这小小的喜剧和玩笑。

解读伟大作品,已经不仅仅是个人或某个学派的为学旨趣,而是与生存选择紧密相关。关键在于,伟大作品给出了关于什么是美好生活、什么是美好德行等紧要问题的深刻思考与解答。即使我们要寻求只属于自己的答案,也无论如何必须首先面对那些伟大的书。


全球倫理宣言(转载)

全球倫理宣言:“每一个人都拥有不可剥夺、不容侵犯的尊严,无分年龄、性別、种族、肤色、体能智力、语言、宗教、政治立场、国籍及社会阶层。不论个人或国家均应尊重並维护这份尊严,人类应该是权利的主体、终向,而不是手段。”


全球伦理宣言全文

何光沪 译

数千年以来,人类的许多宗教和伦理传统都具有并一直维系着这样一条原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或者换用肯定的措词,即你希望人怎样待你,你也要怎样待人!这应当在所有的生活领域中成为不可取消的和无条件的规则,不论是对家庭、社团、种族、国家和宗教,都是如此。

因此应该抛弃一切形式的自我中心主义,抛弃一切形式的自私自利,不论是个人的还是集体的,还是以等级思想、种族主义、民族主义或性别歧视等形式表现出来的自我 中心主义。我们谴责所有这些东西,是因为它们妨碍人具有真正的人性。自我决定和自我实现,只有在不脱离人的自我责任和全球责任,就是说,不脱离对人类同伴 的责任和对我们居住的地球的责任的时候,才是完全合理的。

我们宣布:

我们是相互依存的。我们每一个人都依赖于整体的福利,所以,我们珍视生物共同体,珍视人、动物和植物,珍视对地球、空气、水和土壤的保护。

我们对于自己所做的一切,都负有个人的责任。我们所有抉择、行动和无所行动,都会产生种种结果。

我们希望别人怎样对待我们,我们就必须怎样对待别人。我们承诺敬重生命与尊严,敬重独特性与多样性,以使每一个人都得到符合人性的对待,毫无例外。我们必 须耐心和宽容。我们必须能够宽恕,从过去吸取教益,但绝不让自己受制于仇恨的记忆。我们必须彼此敞开心怀,为着世界共同体的事业而埋葬我们的种种狭隘分 歧,实行一种团结一致和相互关联的文化。

我们把人类看做自己的家庭。我们必须努力做到既仁慈而又慷慨。我们不应该只为自己而活,而应该也为别人服务,永远不忘记儿童、老人、穷人、受难者、残疾 人、难民和孤独者。不应该把任何一个人作为二等公民来看待或对待,不应该以任何方式去利用任何一个人以谋私利。男人与女人之间应该有平等的伙伴关系。我们 应该避免任何一种性方面的不道德行为。我们应该抛弃一切形式的控制或虐待。

我们决心致力于一种非暴力的、正义与和平的文化。我们要放弃以暴力作为解决分歧的手段,绝不压迫、伤害、折磨或杀害其他人。

我们必须努力争取一种公正的社会和经济秩序,在其中,每一个人都有同等的机会去充分实现其作为人的潜能。我们应该公平对待一切人,避免偏见与仇恨,在说话 和行动中充满真诚和同情。我们不应偷窃。我们应该摆脱对权力、特权、金钱和消费的欲求之控制,去创造一个正义与和平的世界。除非个人的意识首先得到改变, 否则,世界就不可能变得更好。我们发誓,要通过修炼自己的心灵或积极的思维,来增进我们的意识。如果不冒风险、不做牺牲的准备,我们就不会有根本的改变。 因此,我们决心遵守这种全球伦理,致力于相互理解、委身于有益社会、追求和平、善待自然的生活方式。

我们呼吁所有一切人,都来同我们一起行动!抉择、行动和无所行动,都会产生种种结果。

我们希望别人怎样对待我们,我们就必须怎样对待别人。我们承诺敬重生命与尊严,敬重独特性与多样性,以使每一个人都得到符合人性的对待,毫无例外。我们必 须耐心和宽容。我们必须能够宽恕,从过去吸取教益,但绝不让自己受制于仇恨的记忆。我们必须彼此敞开心怀,为着世界共同体的事业而埋葬我们的种种狭隘分 歧,实行一种团结一致和相互关联的文化。

我们把人类看做自己的家庭。我们必须努力做到既仁慈而又慷慨。我们不应该只为自己而活,而应该也为别人服务,永远不忘记儿童、老人、穷人、受难者、残疾 人、难民和孤独者。不应该把任何一个人作为二等公民来看待或对待,不应该以任何方式去利用任何一个人以谋私利。男人与女人之间应该有平等的伙伴关系。我们 应该避免任何一种性方面的不道德行为。我们应该抛弃一切形式的控制或虐待。

我们决心致力于一种非暴力的、正义与和平的文化。我们要放弃以暴力作为解决分歧的手段,绝不压迫、伤害、折磨或杀害其他人。

我们必须努力争取一种公正的社会和经济秩序,在其中,每一个人都有同等的机会去充分实现其作为人的潜能。我们应该公平对待一切人,避免偏见与仇恨,在说话 和行动中充满真诚和同情。我们不应偷窃。我们应该摆脱对权力、特权、金钱和消费的欲求之控制,去创造一个正义与和平的世界。除非个人的意识首先得到改变, 否则,世界就不可能变得更好。我们发誓,要通过修炼自己的心灵或积极的思维,来增进我们的意识。如果不冒风险、不做牺牲的准备,我们就不会有根本的改变。 因此,我们决心遵守这种全球伦理,致力于相互理解、委身于有益社会、追求和平、善待自然的生活方式。

我们呼吁所有一切人,都来同我们一起行动!


注:不完全认同却很赞赏的全方位尊重生命尊重生态的价值观宣告。

2009年4月13日星期一

修正神律论伦理学

对《基督教伦理学导论》之第七章“基督教伦理学基础”的评说



作者:史丹利•葛伦斯

页数:396

出版社:华神

出版日期:2004

引言:

在这里葛伦斯以雪尔顿写于十九世纪的基督徒伦理生活小说《跟随祂脚踪行》的开场白为序幕。他要阐明的是,基督徒伦理学家如何从启示的观点发展基督教伦理,然后再提出圣经叙事中塑造并推动基督教伦理的几个核心神学主题。

虽然他在第三章(107-136页)开始,就认定基督徒是一群与上帝有约,并视上帝为父为主的“圣书之民”,但只因着没有把论证交待清楚,所以接下来就显得是过于匆忙去处理圣经与圣灵的关系了。对我个人来说,他虽然有提及希伯来人、以色列信仰群体与初期基督教会的来龙去脉,但却忽略了更根本的:上帝创造亚当而亚当不满足于自己的独居生活后,上帝就为他创造了群体——因为是上帝把夏娃这女人带到亚当面前,并且鼓励他们结合的——所以谈基督教伦理根本就可以不必掉落在任何形式的个人主义窠臼,即以为上帝先感动一个人,再透过一个人去影响另外一个人。实际上在托伦斯《神学的科学》里,谈论基督徒的存在是必须一开始就谈到,“一个基督徒群体,如何借着对另一个人传福音而影响他”,因此从一开始,一个人之所以可能成为基督徒,就因着他在听闻福音时,就认识了一个带着某种福音传统的基督徒群体,而他此后就是仿效这群体的信仰生活和行为的。所以他的基督教伦理思想,就在那一刻(相信与接受一个什么样的上帝或基督时)发生与决定了;如果他之后再没有遇到另一个带着不同神学理解的基督徒群体的话。

另外,葛伦斯接下去介绍与铺陈基督徒伦理学家的那两个立场,即“他律说”与“自律说”时,明显就是掉入了他在以上论证不严谨的陷阱。

相信他律说的基督徒伦理学家的问题也一样,他们认为神的启示管道存在于道德主体之外,那是对的。但他们建议基督徒倾听并遵守上帝透过圣经发出的伦理要求,却是有问题的,因为基督徒首先不是先接受了圣经准确的伦理教导才信仰基督,却是在听闻他人的传讲时,接受了那位被传讲(已经经过他人理解与解释加工)而不一定是原初的基督:想象一下今日倪柝声小群团体传讲的基督,与受美国巨型教会影响下的新加坡人眼中的基督,就可以体会个中的奥妙;基督仍然是基督,但若成年累月被这两派的其中一派潜移默化,那么若不是圣灵特别的帮助,我们就只能一生信仰一个已经落入某种意识形态的基督,而不是圣经那位超脱自己、言行一致、关心公共世界,并勇敢面对既定利益集团的不义的基督。

这样他律说者的问题,已不止是避开了“误将顺从律法视为得救之道的途径”却避不开“我们该如何回应现今生活中各种圣经未曾提及的情境?”那么简单。实际上他们是更深的掉入“假定神圣启示为一种客观的既存真理,而并未捕抓到上帝在圣经中自我揭示以与人类建立具体真实的亲密关系的目的”。结果基督教伦理学上的他律说者,不但使人们误以为神所喜悦的,是人对外在律法与行为的遵守,还会让人误以为基督教导的门徒生活,就是对已经经过某派诠释的圣经诫命的盲从。这么一来,他律说肯定会犯上高举客观律法而导致圣灵失去地位的毛病。

至于那些认为他们已经把圣灵与信徒里重生的灵连接起来的自律论伦理学家的问题,也一样明显。自律论者高举道德主体,却拒绝外在道德权威,显然是把信仰当成了自由心证。所以他们即使不主张摆脱律法,而是相信道德主体能够直接取得道德真理,也是枉然的——因为那样脱离信仰群体的历史启示的圣灵感动,很可能只是信徒潜意识里的某种个人欲望的表现与放大。所以这方面葛伦斯倒是说对了一半:自律论者面对的问题是,他们太轻易让圣灵脱离圣经“与信仰群体”而独立,并且假定人可以独立于圣经教导之外来倾听圣灵。如此,自律论者是以圣灵之名否定了圣经所蕴藏的既定启示了。

因此要同时克服将圣灵压抑在圣经里,与以圣灵之名舍弃圣经的两难问题,就需要回到“神律说”。只是这神律说的基础,必须回到莫尔特曼从关系神学角度推进的创造论。因为人身为人,不但意味着要受道德制约,他更根本的情况是“他本来被造就是关系性的存有”并且也是“群体性的存有”,所以神圣意志对人类生命的影响,来自我们始终都活在与圣洁之神的关系中,然后神才再拣选我们进入与祂爱子基督的誓约关系。因此我们才可能顺理成章的也受召与他人及一切造物,建立恰当的关系。正因如此,伦理生活才真正是葛伦斯所说的“关系中的生活”。

经过修正的神律说,明显批判了他律说与自律说的缺失,因为后两种伦理取向,都假定了伦理学主要是一种个人的任务,我们是以独立个体的身份展开伦理生活。在这个倾向下,二者都往往将神圣启示的对象视为个体信徒而不是信仰群体。所以葛伦斯后来关注到,实际的神律说伦理学的关系性与誓约导向是确凿的,因为它影响我们看待圣经吩咐的方式。结果修正的神律说主张,若要对圣经律法作恰当诠释,就必须将它放在伦理生活的批判性关系背景中来看。因为神赐下律法的用意,并不是要我们借着它活出伦理生活,而是要我们在生命的各种关系中映照出神自己的关系性性格。

也因为这样,修正后的神律说取向,才可能将我们的焦点导回神本身,并借此引领我们进入了神学领域,而伦理学就成了“行动中的神学”,因此伦理生活的产生,在于“我们从实际生活情境中活出自己与神的关系并对神的基本信念,以享受圣灵浇灌的各种关系,并映照出三位一体的神独有的丰盛慈爱”就成为了实际上与理论上的可能——永远是先有基督的实际伦理,才有门徒的跟随伦理。因此也可以说,经过修正的神律说取向,不但开启了圣经、圣灵与信仰群体的融合之道,它也将圣经与圣灵视为神在每一个生活情境中所发出的和谐之声。

总之,基督教伦理学就此揭露了立于人面前的神与活在神面前的人,如何在各种生活情境中创造与维系相知相爱又爱神爱人(群体)的具体真实关系。

共犯与天谴

最近有愚民阵线的党报被网路媒体人大肆批评,结果他们就找了一堆自己人来写为自己辩护的文字。

可怜!什么时候愚民阵线的大报被人看成那么没有格没有品了。

我们知道现在夜黑风高、万马齐喑,但如果他们还有良知,至少也不应该盲目的去善待那号嫌犯啊!

要知道没有人应该无辜的死在他人的土地上的。

今天的蒙古大使遮掩过去的事,明天有良知的历史学生会把它翻开来,然后把一个无情的国度也记录在案——想想那是我们未来的骄傲吗?

今天愚民党报不敢报导也罢,却莫名其妙的为教唆者涂脂抹粉,毁了自己的一世英名(如果有的话)不打紧,却制造了一个假相让蒙古人误会我们全国都是吃人不吐骨的生番野人,那可是大罪啊!

谁说愚民阵线党报可以代表我们?

但事实是,没有看其他媒体的人,都以为你们有那个代表性啊!

这岂不是要我们全国同遭你们引发的误会加天谴?

我是相信天谴的。

这年头不相信天谴的人,真的还会以为自己是比别人高一等的呢。

笑话!一边滥伐一边熄灯。

其实我们最应该承受的,是最近在美国一口气扫荡四个州的时速两百里未来龙卷风!

因为若不出声反对,我们不过是共犯——如果连法国自由报的事实都不愿意看的话!

有史以来迷信人定胜天的结果...

春夏秋冬的思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