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徒大学生的团契：基础性的问题
一、序言：
在具体的社会脉络里，基督徒大学生团契应该关心的基础性问题是什么？大学是什么？ 有大学的地方就有大学城吗？大学和治理术概念里的“人口”有什么关系？大学学些什么？ 何谓通识教育？ 大学教育对革新有什么直接的关联？为什么有的大学被安排在偏远的地方？读了大学， 就会有工作吗？
二、认清楚大学系统是国家人口治理术的延伸体
在马来西亚，“大学城”并不是中性之城。它是国家迈进讲求治理术的延伸议题。教育政策规划是治理术 (governmentality) 的直接效果。例如，大学校园为何是“关闭”而不是开放的、公共的，就是公共政策者对“公共”进行了诠释之后的治理表现，为公共提供了约化的解释的后果。又例如：大学不开放给民众，大学生不须要参与政治… 也是从治理化的“论述”的后果 （参考：马来西亚大学法，以及M. Mahathir最近对修正大学法的局部性“意见”）。说穿了，国家的治理化 – 什么是国家能力范围内，而什么不是，以及何谓公共与私人等等问题 - 是使国家得以继续存在的原因，所以有必要把“社会的国家化”也包括进去。要明白国家的存续与限制，就有必要明白治理术的普遍策略。治理术的手段？政治斗争是仅存的空间。 大学，在于这个预备人进入社会的机制，就是形成国家治理之一部分的机制。大学就是那些确保“国家”可以继续的集团必须治理的对象。大学 - 尤其它涉及了人工化的人口迁移的议题 - 是让治理技艺克服其发展受到限制而必须处理的议题。
所谓大学城，就如人口，有其自身的规律、自身的死亡和疾病率、自身的稀缺周期等。大学城不是一个线式概念，它既有聚集/离散的作用，透过人口结构的转变，此城有上升下降的螺旋现象。更重要的是大学，基于它的人口，有其特殊的经济效果：统计学很容易就可以把这个地方的人口现象予以量化。大学之所以成为治理人口（或人口的治理）的基础工具的道理，在此。
但大学作为关于人口的议题是经过改变后的人口概念， 即人口再也不能约化至家庭内部的事务，它不再以家庭为模型，不再指家庭的经营：家计管理 (Haustafeln)，而是家庭成为了城邦经营学的工具，即政治经济学 (political economy) 的工具。家庭只是人口管理中备受重视的工具 （例如：为什么人们要种牛痘？为什么外国人前来我国申请工作需要验血？照X光？确定HIV带原与否？ 为什么90 年代在英国留学回国的不能捐血？华人生与率， 在不同的国家，就有不同的重要性）。换句话说，人口的管理， 超越了家庭的经营。人口成为国家管理术的新贵。刺激生产率、引导人口迁移到特定区域、处境的改善、财富、寿命、健康等的提升…；总之，治理术的对象是人口。人口是治理的目标、掌中物。但人口本身可以对治理的所作所为一无所知。利益是所治理的人口的利益， 而不是个人的利益或家庭的利益。国家治理不仅是国家主权的问题，它也是人口治理的问题。
三、治理术底下的大学城：造镇和人口结构的改变
大学，即所有公立大学，不仅是教育的议题，也是关系到人口迁移的问题。大学既是关系到人口，它和领土与财富形成了紧扣的网络。治理术的干预，意味着对上述网络的干预 （例如：既得利益团体的人口不足时，买进人口充数， 就是一种干预性行为；又例如：鼓励多产，提供补助…）。
从城乡学的角度，目前摆在各位面前的事实是这样的：（1）我们在相对上偏僻的地方找到“大学”。这种现象形成了本国公立大学的特色。这个现象和殖民时期“大学在城”的植校概念，形成鲜明的对比。这类大学是不是基于造镇的概念所驱使，或者基于造镇的歪理：政治经济学的考量 – 将大学变成乡镇更新的工具？可以说，在那些已经发展的先进国家，乡村设大学校园的策略，我们已经见不到。人们或许可以辩称在这些国家，他们原本的大学都是在乡下的，后来随着都市化 (urbanisation)，使大学变成了城市的一部分 – 大学城。这有可能。但人们还是需要解读为何有一种反逆的思想，即尽管我国已经造出许多新城市，大学还必须开设鸟不生蛋、龟不到岸的“乡下”。
严格而论，我们有必要对马来西亚式的社会结构有基础的理解，尤其在马来亚独立后初期的人口结构有理解：乡村/甘榜/新村/园丘的分野，仍旧存在。如今把大学设在城镇乡镇，而不都设立在城市，我们可以说，这是“进步”！可以说是后殖民思考的后果。对于从前人所做的，进行反向思考和实践（例如：“向东学习”）。
退一步说，尽管大学的地理位置有乡镇更新的意味和元素，并企盼它有一天成为甘榜围绕城市的可能，为甘榜创造大学城经济的可能，但就目前而言，有它“不方便”的地方。这类人工规划，就好比在小河流生硬的停泊了一艘大轮船，但彼此之间没有互通的孔道和彼此关联和延续性 (porosity)。拉曼大学北迁到“锡矿业的废墟”- 金宝城市，就曾经引起过争议：为什么要把一座向前看的“机器”（知识上）搬到一个正逐渐在没落的城镇？这个规划的内在逻辑是什么？基于Wawasan 2020马来西亚都市化过程里的“必要部署”，以便缩短城乡的差距？但乡村有乡村的基本结构：人口、工作、活动…，且马来西亚的乡村 – 无论是新村或者甘榜，都已经面临只有“老-少-宜”的问题。没有提供工作的地方，就会人口萎缩、凋零。没有工作机会的乡村，就会只有“不断待业”的人民能够长留下来。这是目前马来西亚乡村的景观。
我国这四十年来所开办出来的国立大学，不只分散，它尚不能满足一般人定义下的大学城的基本条件。基于它长久孤立于众的传统（外不能进），不论是历史较久的大学或者是新近开设的公立大学，它更多是接近修道院型的治理术的后果。可以肯定的是，在金宝市或者巴里文打，大学是有了，但还没有Starbucks的同在和祝福，也没有Borders书店，也没有诚品书店…，这些“大学”， 在地理文化上，尚不足以成为大学城，也还没有和附近的居住环境连成一片而成为“城邦”。这些例外的安排、安插、规划，在乡村来不及成为城市的国家进程里无形中成为学园的奇观。
上述的造镇论点，为“大学是什么？”频添了变数。
四、在城市里的大学生？
不见得。如上述，就看你在那里就学。或许因为上述造镇的概念，基于城市和乡村不同的地方真的太多了 （结社、生活、休闲、活动、生活礼仪…），基督徒尽管在大学就读，但其经历不见得能完全脱离（1）甘榜化/新村化/园丘的生活； (2) 与人群孤立，塑造了大学生特殊的社会观；(3) 特殊的人文景观。毕竟生活在乡镇和生活在复杂的城市，不尽相同。所以，讨论马来西亚的大学生， 有必要先从这个“做大学生”的人的地理环境说起，尤其有必要厘清从乡下、城镇到进城读书的人的生存心态 (habitus)的不同，他们与别人形成社群的历程也有不同。有趣的是，网络社会为上述特征增添变数：从人们既是那么偏远又是那么靠近，必须加上：既是乡土，（知识）却是那么“先进”。
五、我国的大学生，缺了哪些货？
创新的基本条件， 其一。如果目前的大学生要有创新 (innovation, 参考OECD 1996发布的重要文献)的可能，就要为创新的来到及早做好准备。鼓励目前读理工科学生们修习人文学院开办的课程，表面上看是迈进通识化的过程， 实际上是为创新铺路。若要在知识导向经济 (knowledge-based economy) 的职场和社会有革新的可能性，必须具备能从跨科的学习培育科际整合的能力。基本理由：革新强调原料 (resources) 不变，但需要重新组合这些原料（realignment of primary resources）以便缔造出对环境最大的冲击。到了我们这个时代，这类重新组合，并不是指本科内的组合而已，而是针对在跨系跨科所学到的知识进行必要的整合。过去本区域的大学教育太过专门，各科都跨不出自己的门户，各个学科成为封闭的单位。以马国目前的情况分析，绝大部分大学生们还停留在“必选”阶段，即除了本身课程，加上了国家机器 (MQA) 所制定的“道德教育”- Tamaddun 1 及Tamaddun 2。可以说，这些只是“必选”（强迫中奖）科目，真正有机会跨科修习的学生不多 （University Utara的现象有点特别：他们的学生至少有三门课必须是用英语来上课的；私立大学里， 最被看好的是UTAR学生的课程修习 – 已经往跨科跨系的方向迈进），学生们在选读科目上产生杂生 (hybridization) 的情况并没有发生，所以对跨科以至于能够革新的学习理念不曾发挥足够大的作用， 更遑论科际整合了。从通识教育的角度，上述所提到的道德教育课程是可能编入通识课程的。但这些课程充满特定、狭隘的教育议程，有必要等到其它人文、科学、自然及宗教课程的加入并使后者皆具有和这些“指定课程”有平等的地位，才能够说马来西亚大学教育真正迈向教育通识化。
马来西亚的大学通识教育，若和台湾和香港比较，后者早在80年代后半叶便开始进入“不牺牲专业的通识化”教育，且在90年代就开花结果， 成果非凡， 这项教育政策无形中提升了大学生毕业后的竞争力。国家竞争力绝对和大学开不开辟通识课程有直接的关系。现在大学并不是不需要想（所以有不会想的后果），也并不是思想到底有什么问题，而是知识与知识有什么关联，以及思想与知识的管理 (management of knowledge) 之间的关系太过紧密，已经分不开了。资讯太多， 需要用想到、站立得住的知识来加以过滤、管理、再用再生。通识教育的贯彻使得一个大学生在毕业后听得懂其他可喜的人的论述（narrative），增进彼此间合作、共同研发最大的可能。
上述讨论和大学教育的通识化，使我想到目前马来西亚大专生团契之存在的基础性的问题：胸怀知识、契友开放其知识的边界、培育“跨科人”的思维模型，就在大学时期就预备好革新的种苗，以便预备好这些人做能够融入社会/教会的“大”人。在大学期间， 透过通识教育的研习打破固步自封的求知历程，开始学习听得懂不同科系的契友们的论述。众声喧哗。如果大马大学生团契想杜绝大学生高中化的陷阱 （只会考共同科目的试、只会完成学校老师所指定的共同作业…），想突破只为学期报告、期末考试的生存心态，且想避免团契倒退为乡村酋长式教育 - 基于过往长期住在乡村乡镇但不认识城市的人大量的流入 - 以至于演变成为不必要的乡愿化团体 （因不认识大体也不去研究社会变迁而执意而成为只能向内看的自闭团体），就有必要重新思考（并落实）上述大学教育所面对的基础性的问题。把乡村生活的心态带进大学团契，只会增添原生主义的发酵。原生主义的特性是：我其实很希望大学生活就象我乡下生活的那样，大学的符号、文化和我的乡下的生活无异！这类投射，对大学会不会出现“联合国”文化是毫无助益的。
六、大学生和美杜莎？
大学生，该如何看待社会的趋势呢？趋势？是的，还有一波，比上述所说的政治经济学及要求通识更加严峻的社会考验，那就是：市场社会 （market-society）的来临。这类社会，领导的科学是市场的科学 – 也就是经济学。这不是政治经济学，甚至也不是公共管理下的经济学。它是市场内部的减少到不能再减少的经济学 – 亦即只关切市场的内部动态，而不关心它们的生存环境与市场外部的状况。文化生产不再是关于真实、美、深刻或生活的必须，而是“被贩卖的东西” （参考：R. W. Connell, 2000）。
大学， 此系？“有市场吗？”市场经济出现在一个充满“商业幻想”的社会。好莱坞、肥皂剧、消费广告、名人八卦、Hello Kitty I, II, III, IV… - 大众文化内容。或许， 这些习性已经提前进入了团契。但大学团契，不应该是“由你玩死地”(university)， 也不是“由你玩四年”， 它是准备人进入社会、融入社会的阶段。
还有，大学教育的美杜莎就是市场经济。大学生要现在就想好这个让你玩得不太开心的问题。大学生可以在就读时就开始知道自己毕业后会待业 – 尤其是成绩好但就是进不到、读不到自己想念的科系的大学生们。大学生有机会在毕业后成为游民。大学生…, 不再是传统的大学生， 而是天天想到增值的人。
或许，生活在马来西亚的大学生们，真需要有一面Perseus的盾牌/镜子….。准备屠美杜莎和其它的妖精。
七、提供给大学生进深讨论的问题：
1. 大学是什么？你们团契有为新生们开办过《大学的理念》、《解读大学》或者《大学教了没？
类似活动吗？
2. 何谓大学生的发展任务？ 此任务和大学生进入社会有何关系？
3. 何谓原生主义？
4. 团契有没有指导大学生们如何在本地大学修课？修课的考量是什么？
5. 何谓“大学生高中化”？“在大学的高中生”？这个现象是如何形成的？
6. 试比较自己目前在大学所修读的科系内容（量、质比较）并和其他国家（台湾、香港、韩国、日
本）的课程内容作比较。
7. 对于大学排名的回应：排名的细目包括了有哪些项目？这些项目对你身为大学生， 有何正面的提
示？
余德林，PhD (Durham University , UK)
担任马来西亚城市与文化研究中心研究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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