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要什么?

我们要成为生命共同体!

自由的活在天地宇宙间。

自由的思想,自由的言论,自由的聚会,自由的承担。

我们主张社群主义,而不是个人主义或种族主义。

我们不凭借自己的族群优越感而贬低他人他族,也不因感觉他人他族比我们强,而低头为仆为奴。

我们乃是凡事念想活在同一块大地的各人各族,然后齐心为各人各族的感受与需要,共谋和平共处、互惠互利的生存模式。

我们坚拒操弄、愚化人民的僭主与它们的愚民政策!


et revelabitur quasi aqua iudicium et iustitia quasi torrens fortis

实际需要:http://bancyanide.blogspot.com/


2009年2月10日星期二

转载:楊映波‧變天,不一定晴天霹靂

转载:楊映波‧變天,不一定晴天霹靂

你说,308的变天,是霹雳州全体人民决定的。我认同。

你说,206的变天,是仅仅几个人的决定。我认同。

你说,308的变天,是正面和令人鼓舞的。我也认同。

你说,206的变天,是令人沮丧令人灰心的。我不认同。

为什么呢?原因多著呢。

206事件,是迟早的事。能够维持接近一年不变,已经很不错了。数十年来,投身我国在野党的人士,不但

吃力不讨好,还屡受压迫。这情况下,会有多少牺牲小我的勇夫?缺乏勇夫之时,为了应付局势之需,不得不以半勇者和不勇者来凑数。这不是在野党的错,是大家的错(当然包括我),因为我们之中勇夫太少。

我们没有自己披甲上阵,委托了几位将士,又没有供应足够的士兵。这种情况下,能期待他们势如破竹吗?暂时输了一战,我们就该灰心吗?如果我们气馁,对得起自己和将士们吗?

不只如此。

一个社会的成长,有如一个人的长大。过程中,会有波折和坎坷。步伐错了,纠正。绊倒了,站起。从失败中吸取经验,从逆境中寻求突破。况且,我们社会数十年来的腐化,大家都需负起责任。荒废了几十年的枯土,能很快变成绿洲吗?

所以,206的变天,不应让我们沮丧或灰心。 206的变天,是我们成长过程的一个提醒,一个教训。它应该让我们把308开始张开的眼睛张得更亮,看清更多的事理,看穿更多的险恶,看明白以后该怎么做,以防丑事重演。

我们国家才52岁,年轻得很。进步是一段九曲十三湾的路程,我们在308给了自己一个良好的开始,难道就能让206的小挫折使我们半途而废?

今天的种种困境,就是因为以往的袖手旁观使到奸人得逞。如果我们灰心而放弃,将来的苦头会比以前不堪设想。

因此,我们要把206当作一个宝贵的经验,把它带来的悲愤化为一股默默的力量。我们要因它而变成更积极,更坚定,更把社会的进展当成己任。

民联必须认真地把206当成一次宝贵的教训,不能只怪别人,必须自我检讨,纠正自己内部问题,改善以后合作的方式和策略,否则必会再败。

206看似恶梦,却倒未必。人类智慧库中有句人算不如天算,又有句塞翁失马。将来回头看,可能因此事件失一州而得一国也说不定!

那可能吗?可能,但只欠一物。欠的并非东风,欠的是大家的努力,你我从今更积极的说服更多的大马人民把社会的进展当成己任,抛弃种族观念,排斥贪污和腐败。真的,改变命运不是靠埋怨他人,是靠自己动手耕耘。

所以,别人变时无需怕无需慌,因为我们也可以变。我们可以变得更坚强,更明智,更勇敢,更努力,更合作。

又不单如此。

206变天之后,如果国阵能在霹雳州变得很公平廉正,那也是件好事,大家可得谢谢民联在短短一年内树立的好榜样。相反的,如果国阵不改前非,在不久的将来恐要连本带利的偿还选民。只要人民成熟理智,最终不会成为输家。

再者,这次事件也可能引发一些其它社会改革方面的课题,例如各州宪法的修进,或统治者的权限等。这些都有待将来历史的见证。
206的变天,高官说:绝对没有涉及金钱。我身为律师,在没有证据之下,岂可他言?但是,人民法庭说的是公信!所谓公信者,大家心里相信的是什么也。

我问过街上许多人,各族,各行业,各阶级。我说:我相信此事件没有涉及金钱,因为没有相关的证据。没想到他们都笑我幼稚无知,很惭愧,一向自以为能言善辩的我,竟然无法说服任何一人。可见,公信是很难搞的事。

(注:谨以此文献给在变天前夕离开我们的教育家沉慕羽,我的小学校长,一个会因为挫折而加倍努力的榜样。)

还是喜欢民联有空间吵吵闹闹!

喜欢民联这样吵吵闹闹:

因为在马国这个还没有智慧人的政坛,吵吵闹闹、意见不合、无法同时完全认同某些领袖的思想和作法是很正常的。

而,当卡巴辛声言起诉苏丹又责备安华带头变天时,更可以看出民联的包容——要是他在巫统早就给党鞭贱完了,要是他在马华,早就给摆到新年酒家席那看不见人头的角落,要是他在民政,许子根如果自己不拦住他更上层楼,就是借巫统的刀收他了。

看看从头到尾不敢开声反对纳吉阴谋夺权的我党英明领导翁同志至今还躲在一旁对无能威胁他的人放冷箭就清楚了。

另外,连许月凤也敢跟倪氏兄弟呛声,才更是说明了行动党还是有空间,只不过另有异议的人没有能力广结善缘打开更多的空间而已。

而且从政原本就不能只是搞自己要什么,又要给自己人谋什么的,因为政治应该管理的是众人的事,而且是参与式管理众人的事嘛。

所以如果一个政客搞不过自己人,就想一走了之,或引清兵入关,那只能再三再四的证明她是政客;最可惜的是倪氏兄弟当初还是为了让行动党人压过公正党人而选她。

这才是行动党最大的过错。

无论如何行动党与公正党都应该好好的关注干部培训了,要不然下一届大选即使再发生海啸,也不过是又闹一次跳来跳去的笑话而已。

2009年2月9日星期一

思乡寻路

因为思乡所以寻路......

人人都有一个原乡。


只是我们都不可能用归去的方式还原;我们只能把它远望在未来,然后向前走去。


因为我们的原乡在未来而不是过去!

谁更暴力,谁更滥权?

加巴星轰安华回响 森马来前进阵线示威 要华印裔离开马来土地

(芙蓉9日讯)逾400名森州马来前进阵线成员周一下午前往芙蓉新城警局报案后,随即集合在芙蓉第一终站巴士总站示威,不仅高举横幅要卡巴星滚出马来人的土地,怒火更延烧至华裔及印裔同胞,要华裔和印裔也离开马来人的土地。

这群马来前进阵线成员是针对行动党主席卡巴星发表要起诉霹雳州苏丹的谈话后,展开上述示威行动。

马来前进阵线成员齐集芙蓉新城警局投报后,再驱车至芙蓉第一终站巴士总站举行大示威,高喊“马来人万岁”之余,更以不堪入耳的言语辱骂和诅咒卡巴星......


疑问1:在21世纪接受公民权就等于接受奴役----一个人的奴役或一个政权的奴役?

疑问2:中立的警方在看见失控的情绪宣泄时为什么还是无动于衷,而不是像对付民联的人那样强制解散渲染暴力的聚会?

疑问3:到底谁造成现代国家的不安?是不文明的巫青团还是相对文明的民联?


注1:在21世纪的太空下,每一个公民都应该享有质疑统治者施政的基本人权,因为统治者们不是神!充其量人民的质疑只是:“你为什么要那么做?”难道这样也不能/不敢/不愿回答吗?

注2:巫青团真的喜欢赋权统治者来约束他们吗?想想最近疑因婚外情而呈辞的吉大州议员,如果苏丹要求各个巫青团领袖,包括那喊得最大声的,森美浪东西以清白身、家示人,他们站得出来吗?

纯粹煽情的闹剧,而且正在预备马国迈入巴基斯坦化进程.......所以智慧的人会清楚,谁才应该被剥夺公民权:因为卡巴辛行使宪法下的公民监督权,而森美浪东西行使卖国权。




应该全面杯葛许月凤

看了这篇又要树桐芭又要做拿督又要换官车的自卑心极重贪官写照后,如果她不敢告倪可汉诽谤,就应该全面杯葛许月凤,直至她悔改或以各种可能的方法对努力推进人民民主进程的两线制谢罪:

一、不要参与她发动的所有活动,如果她以为可以意外的出现给选民惊喜,我们也要给她一个惊喜——马上站起来离开。

二、不小心见面了,即使在镁光灯面前也不要跟她握手,免得玷污了自己;我就曾经不握林良实的手,甚至当他没有到。

三、不要买东西给她,让她自己靠自己,使她尝尝天地不容的滋味,说不定还能让她辞职、退钱谢罪。

四、扩大反对贪官效应,埋葬整个不知廉耻收买贪官的政权和当中所有的大小、甚至超级政客。

对公正党的三只青蛙也如是观之。

教育与奴役

在一个集权、极权国家,教育本来就必须首先具有党性或政治性,因为这些掌权者、统治者要的首先不是一个个会思考的人,而是一个个愿意用舌头替他们洗鞋子的人——看看我们的各位自称尊贵,实际上犯贱的内阁部长们头脑中装的草就很清楚了。

连老翁也在跟政客、政棍斗烂,就更是明显——看看他写来写去都只是胡言乱语或破言碎语的内向式政客文章就知道了,国家发生了这么多问题,他还只顾着打蔡细历和林吉祥、安华,已经告诉我们他的道德勇气的高度了。

不用再期待这种虚伪的政客!

基督教伦理学导论书评

每当谈及伦理议题,多数人都会从个体的道德要求和个人选择谈起,即使基督徒也不例外,因为大多数伦理学者,若不是误读古书,以为古代人有个体自由,可以自由呼唤整体道德修养回归个人灵性操练,[1]就是无能连贯个体生活中的群体政治规范,如何塑造不同时期的古代世界人类人生观、道德观和价值选项。

此书共有八章。作者首先从“基督教伦理与伦理使命”(第一章)开始,预设了基督教伦理学的正当性,然后回溯曾经深深影响西方基督教伦理学的“希腊伦理传统”(第二章)。接下来才从圣经神学的立场归纳出“圣经伦理”(第三章),以铺陈“基督教伦理学典范”(第四章)。这之后,再整理“当代基督教伦理观”(第五章)、“基督教伦理学与当代人文背景”(第六章)以建构可能的“基督教伦理学基础”(第七章)。最后总结出“全盘的爱作为基督教伦理的内涵”(第八章)。

葛伦斯认为,广义来说,我们每天在生活中作的决定,都是伦理抉择;尤其是在看各类新闻,并且选择相信/不相信或接受/不接受时,更是显然。这导致我们必须不断的自问,“在这种情况下我该做什么?”、“这将如何影响‘我’这个人的定义?”、“我喜欢自己即将成为的样子吗?”(页11)而事实上,历代以来的人,也不止每天在问以上相对来说比较个人中心的问题,他们更是常问:“我们要怎样和平共处?”、“在社群或社会环境中,什么才是合宜的言行举止?”(页12

来到启蒙运动以后,圣经伦理传统被瓦解的在现代社会,更具体的伦理问题可能是“人能否在任何时候/某些时刻进行选择性堕胎”、“人能否接受安乐死“或“人该如何看待基因改造工程、核弹研究”。这些问题再再叩问基督徒的良心与教会的道德伦理选择与走向。(页13)因此,基督徒可否在这个世代基于信仰原则与圣经真理,来提供世人一套有意义有价值的伦理观,将决定基督教在现代世界是否还具有相关性(relevant)。 因为现今的基督徒,不仅要考虑自己与教会群体如何活在神面前,而且还要把人心夺回,使人人都意识到上帝愿意人这样生活,而不是那样生活。(页14

葛伦斯意识到现代伦理问题,往往偏向对个体选择的审问,而这“人人都可以为个体生活方式作选择”的底蕴,则立基于个人的理性主义,所以人们除了精细计算又或以个人欲望为准这两个原则以外,很难再多加考虑伦理抉择的超越面向。这就导致了某些人节制,多数人放纵的最可能结果,也可能直接导致社会规范越来越无力保障大多数人的幸福的结局。所以无论如何必须重整基督教的伦理规范,以促进人们的善行抵御人们的恶性。(页21-55

但他显然忽略了,现代伦理如果单单倾向以集体意志为基础的问题,因为那些所谓奉基督之名以掌权的国家或宗教领袖,极可能会滥用圣经的某些片段以推动与实现某种个人想象的“上帝国”,如君士坦丁的“基督教帝国”、历代教皇的“大公教会国家”、马克思的“地上天国”、希特勒的“第三帝国”等。因此葛伦斯虽然一再用心梳理各种世俗伦理与基督教伦理的对话:即希腊伦理思想的五个重点、基督教伦理的三个典范和当代基督教伦理的七个主轴,但却漏了对基督教集体主义的预防性批判,这导致他的基督教神学伦理基础,只能对应后现代世界,而无力回应在宗教集权下的强制性道德谕令对许多信仰个体的伤害。

举例来说,教会在禁止堕胎以后,如何实际的自我要求,以上帝的爱参与对男女当事人的心灵重建和安置被生下来的孩子?教会在禁止安乐死后,又如何陪伴实际受病痛折磨的人走到最后?教会在反对基因工程后如何协助全球/区域性国家的粮食增产计划?教会如何在反对核子技术扩散后,抑制已有核武的国家的恃强凌弱并帮助发展中国家走向更好的能源供给计划?

遗憾的是,葛伦斯博士的伦理学建议,仅仅能达到的只是对基督徒社区的规范性,而不是实际应该走向的全球伦理的未来。

当然,从积极的角度看,葛伦斯在前面部分为我们预备的世俗与宗教伦理材料,绝对是我们可以进深挖掘和重新引用的宝藏,重要的是,我们在面对任何大小伦理危机或道德抉择时,要回到实际意义的信仰原则:即“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上帝同行”。一、首先想到在这个具体伦理抉择中的所有方面最大的益处;二、选择牺牲自己以持续性帮助最有需要的人;三、不放松拯救灵魂与拯救生命并行的基准。

举例来说,教会要把承担他人的生命需要放在第一位置:若禁止堕胎,就要办好男女性教育课程,实际预防、保护弃婴。若反对安乐死,就要提升人们的生命意识和对于医疗上的减痛认识。若要禁止基因改造,就要为各项牵涉基因工程的科技划一条必要的底线,然后以其他更好的提案取而代之。若要禁止核武,就要首先要求基督教核武强国销毁核武。

要不然,无论多精彩的“基督教”伦理学提案,也不过是纸上谈兵,或流于保护既得利益集团的企图,这就不是全盘的爱了。



[1] 参《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

有史以来迷信人定胜天的结果...

春夏秋冬的思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