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以前，我还年轻。
一时觉得学生罢课、上街反贪污求民主有理；一时觉得学生领袖素质不佳。
六四当天，我觉得中共已经忍耐到极点了，所以那是不得已的镇压...当时的媒体也都指引这个方向。
六四以后，得知死的人不是中共党性媚体告知的那个数目，心里开始难过，但还没有放弃“不得不镇压论”。
再过一些日子，陆陆续续从海外校园等刊物、杂志获知更确切的消息，真的很懊悔。
就这样，我开始不断的思考六四前后的事件与意义。
六四前，胡耀邦等开明派一直在循序渐进的为未来的学生运动预备土壤。
可惜胡耀邦早逝，而他的同路人没有想到民主是需要部署、布局的。
后来可想而知，还没有预备好的人，根本不可能成熟的主导民主花苗从发芽到成长；他们没有那样的时间，也没有那样的空间学习。
另一方面，他们的敌人原本就老奸巨猾，他们甚至不肯办几个贪官，惩罚几个污吏，就一个劲的枪口对内，选择解决学生而不是解决问题。
这一直都是非民主政体为了自保的惯例。
所以不但当年当天的学生遭殃，还祸延好几代人，使六四之后人人不但不能谈论六四，而且连知情权也被剥夺。接下来就是党性政府为了彻底消灭六四未来火苗而给学院、大学、以迄整个社会制造了白色恐怖与娱乐麻醉剂，完全的封闭一整代人的追求真民主的思想境界。
看看今天中国有多少现役大学生纪念六四，就可以理解中共在镇压六四上的绩效了。
今天，当许多中国人自己不能询问、了解、纪念六四的当儿，我们这些还有自由的人，就要告诉他们：“虽然远在千里，但公民社会是一体的，你们的痛就是我们的痛，你们的苦难，也是我们的苦难，我们是世界民主进程的生命共同体！”
因为在一个权钱勾结的资本主义世界，强势的政府通常都是欺压人民的，有时甚至与其他霸权国家一起联合出手，因此我们今天若不与同辈的苦难者链接，他日，他们也不会纪念我们！
这想法虽然很自私，甚至有交易的成份，但您认为还有什么可以唤醒习惯性躲在自己的被窝里无病呻吟的这一代？
我但愿你不是我所指的，因为你对六四的关怀单单因为：“当年的学生即使有错也不应该横死冤死！”
谢谢你与我度过这一个六四。
思问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