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基督神学作为一科学门，在流播于各各不同历史时空与处境的途程，确实可能在内蕴的内容外，被赋予许多外加的处境化理解与解释。但归根究底，它仍必须回溯作为实事的雅威--希伯来救赎历史以及作为神迹的希--罗基督降临事件。如果我们所理解与诠释的希伯来救赎历史与希罗时代的基督降临事件，完全出离承先的希伯来群体之建国毁国[1]历程，与启后的设教毁教[2]希腊--拉丁语境，它就不一定可被称为具有完整神性救赎意义的历史神学素材了。遗憾的是，身为亚洲人，又在使徒教会发展初期就被圈入世界基督信仰共同体，[3]但长久以来我们虽可透过所在国的布道设教活动，或浅或深的触及基督信仰西传[4]后在历史轨道里的嬗变，却不是很能把握基督信仰西传后再东进时，是否亦相对完整的保留了原来容貌。这就促成了研究亚洲教会历史（西方教理东临事件）的意义。至于为何选择梳理菲律宾的神学思想史？这其实原只是个偶然，不过经过多方阅读与探索后，欣然发现这学习的历程可以蕴藏这么一层意义：理解菲律宾[5]这个相对完整吸纳西方基督事件与解释的东方国家，基本上在接受历时400年的福音化兼现代化洗礼后，可能呈显怎样的一种结合本土关怀的福音教理与神学思想？而这样举一反三的理解，相信有助马国教会小群在再思（re-think）本土的福音因缘与家国历史后，能稍微重整未来路向—或至少避开曾几何时以为教会可以随意抽样取用来自西方的基督教文化思想碎片误蹈的覆辙。
细心梳理菲律宾人会遇基督福音的历史时，会发现早在16世纪，即公元1521年起，西班牙人在前来东方找寻香料时，已为菲律宾送来天主教传教士。[6]但极可能是菲律宾原住民性情温和，也不抗拒福音和殖民政制，再加上当时西班牙不需要与后来居上的葡萄牙竞争，所以他们才没有遭遇后来发生性格质变的“一面征服一面洗礼的西班牙人”对他们如对阿兹特克人和印加人式的强力“驯服”，反而在1565正式被统治后得到信仰教化。[7]当时最早出现在菲律宾的宗教作品是教理问答与灵修小品，有些以西班牙语写，有些则用菲律宾地方语文。[8]接下来的17与18世纪，西班牙人突然加速菲律宾福音化的过程，所以无论奥古斯丁修会、圣法兰西修会、道明会或耶稣会士都更努力传福音。道明会与耶稣会更为菲律宾人建设了相当于当代欧洲大学水准的各类神学院与大学校，如Colegio de Nuestra Senora del Santisimo Rosario和Colegio de Manila。道明会的教授也积极为后来的圣多玛大学提供圣经与各类书籍，包括传道人所需要的参考书。19世纪后半叶，护教学的书也为了因应来自欧洲的自由主义思想而出现。20世纪，菲律宾教会再增加一批另类护教学资源—反更正教（或改革宗）的书。根据Dindo Rei M.Tesoro与Joselito Alviar Jose，以上图景很清楚，首四个世纪菲律宾教会的神学思想都是从老旧的欧洲世界借来的，菲律宾本土人起初无法用自己习传的语言和概念把握经过西方逻辑理性消化与诠解的基督信理。再后来，即使菲律宾人换了殖民主子（1898年美国人占领菲律宾），甚至到1946年菲律宾独立，这当儿的菲律宾人主要还是跟着西方头脑转，所不同者不过是多了一种学习经院式神学的工具—英语。直到第二次梵蒂冈会议，情况才改观，本土菲律宾教会也在这样的外来刺激下，先而犹豫，继而奋起，以外加的（根本来自罗马天主教）本色化议程推动本国的信仰反思。[9]
神学环境
毫无疑问，起初推行菲律宾神学研究与信仰反省的必定是来自海外或国内的教阶士人，因为那时也唯有他们有足够的思想底子与思想工具来进行这一活动。[10]但即使如此，我们也不应略过培植他们的国内外学习环境，即各种培训神父教士的有形无形机制，比如前面说到的耶稣会与道明会，为相关需要设置的神学与宗教研究院校，和各个主教教士组织等。[11]因此Dindo Rei M.Tesoro与Joselito Alviar Jose在他们的书里介绍了4所本土的神学学习机构，即（1）圣多玛大学The Ecclesiastical Faculty of Sacred Theology，University of Santo Tomas（UST）；（2）罗耀拉神学院The Loyola School of Theology（LST），Ateneo de Manila University；（3）东亚教牧训练所The East Asian Pastoral Institute（EAPI）；（4）玛利亚山神学院The Maryhill School of Theology（MST）。他们根据的是5大判准：一、该机构的厚实历史与传统；二、学院教授与学生团体的知名度；三、科学研究出版物的数量；四、机构对菲律宾与亚洲教会的影响力；五、对论文研究的兴趣是否有益于菲律宾神学。
Dindo Rei M.Tesoro与Joselito Alviar Jose披露，圣多玛大学University of Santo Tomas（UST）在1611年已见雏形。它原是由三大主教为训练年轻神父而设，1624年开始教授神学、哲学、文艺。18世纪，当自由主义思想东传，它就在此挑战和威胁中转型，1879年以托马斯哲学为系统思想而定调。19世纪，民族主义甚嚣尘上，爱国精神炽烈，它也培育了不少教授、作者、革命党人、政治家（当然也包括政客）和教会领袖。
随后在历史上有地位又有思想力量的大学当推1859年耶稣会士设立的罗耀拉大学。它的出现是因应菲律宾西班牙裔的需要。起初只有小学，1865年升级为中学，5年后开始颁授学士学位。1872年以降，它亦为菲律宾培育了各级革命英雄。1901年至1907年，因美国殖民主子更替西班牙人，所以耶稣会赞助人取消对它的经济支持，它降级为私人学校，直到1921年美国耶稣会将它接管为止。1932年一场大火烧毁了它的大部分建筑物，194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再次考验它的生存能耐。1959年它被提升为全备的大学。1970年它成为反马科斯独裁统治的思想根据地。
第三所与菲律宾神学有关的学院是东亚教牧训练所The East Asian Pastoral Institute。它是在1949年共产党控制中国后为了保护菲律宾耶稣会士而成立的。1965年，此学院以三个目标为成长方向：灵性复兴、神学更新、教牧装备。
第四所相关大学是成立于1972年的玛利亚山神学院Maryhill School of Theology，起初是因为两派神学家的神学立场出现歧异，后来彼此分离而成立。此神学院的特色是坚持梵蒂冈二次会议指导的路线。
思想土壤
前面说到历史思潮对菲律宾神学思想生成的酝酿与成长的关系，现在我们要更深入了解何谓具体环境。根据Dindo Rei M.Tesoro & Joselito Alviar Jose，菲律宾的神学土壤基本上分三种，第一种含有历史宗教性，第二种含有社会政治性，第三种属于传统文化性。根据第一种土壤，在历史时间上首先登陆菲律宾本土的是俾格米人，接下来是印度尼西亚人、马来人、中南半岛人，而这些人原先都崇拜精灵与祖先之魂。后来中国商人在公元十世纪来了，印度满者博伊皇朝的佛教影响力也伸展进来，14世纪更迎来回教思想。结果这些有形和无形的历史与宗教传统因素，都在在影响更后期才在菲律宾土地上扎根的天主教与新教精神，因此菲律宾人的神学无法不兼顾面向多元世界的对话需要。根据第二种土壤，菲律宾人生性自由散漫，却又慷慨大方，所以在经济生活方面自然无法胜过殖民者及被殖民主义扶植起来的资产阶级。长此以往，菲律宾的贫富悬殊状况自然已经“注定”，那么谁会志愿来照顾这些极大巴仙比例的菲律宾穷人与弱势群体呢？如果教会要在结构上解决国家与社会的茅盾，自然无法不“带着斗争性质”来构建神学。[12]根据第三种土壤，菲律宾人的世界观、心灵世界和社会习性相互且紧密依存，因此面对很注重传统文化与人情、家庭的菲律宾人，根本无法想象他们会受落那些专注上帝的超越性而不是内蕴性的本土神学家。
所以无论菲律宾神学原本多么受中世纪后期的学院派影响，但为了正面回应以上所说的“有条件”抗拒基督福音的传统高地人与受现代化影响的低地人，菲律宾神学家都无法单单为个人理想中的信仰理型而建构神学理论，这也就使他们陷入了人们所说的非常处境化而缺乏超越面向的窘困了。
领军人物
Dindo Rei M.Tesoro与Joselito Alviar Jose在《菲律宾神学奋起》一书，至少提到36人与各类相关神学书籍与论文。这些名单中有思想家、作者、主教、神父、宗教人士与一般信徒；尤其特别的是还包括数位外国人，如Pasquale T.Giordano，Lucio Gutierrez，James H. Kroeger，Lode L. Wostyn等。时间横贯百多年，起自1915年（第一代本土神学家出世），截至2000年。这亦意味真正的菲律宾斗争神学，只有百多年历史。当然，我们既无法亦无必要一一缕析所有人物，所以只选择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
Pedro S.De Achutegui(SJ),
生于1915年，死于1998年。罗耀拉神学院教义学教授。载誉于二册厚的《菲律宾宗教革命》“Religious Revolution in the Philippines”，专门研究1860-1960的百年教会史；在他以后的John.Schumacher则撰写了一部涵括400年教会历史的书《阅读菲律宾教会史》“Readings in Philippine Church History”。他也曾经撰写关于合一运动的“宣教与合一的向度”，梳理与调解更正教与天主教的宣教事工。“原则、态度、具体建议”一文则成了具有实践意义的宣教行动指标。
Haracio De La Costa，
生于1916年。1935年进入耶稣会社。1939-1941，在马尼拉执教哲学与历史。此后虽然多年滞留国外，并一度任职罗马耶稣会社高职，却从未忘却祖国的教会与社会。这可从他书写的著作看出：《教会与政权—在撒拉查主教治下的菲律宾》（1950）、《近代东方历史》（1958）、《1581-1768：耶稣会在菲律宾》（1961，哈佛）
Vitaliano R.Gorospe（SJ）
生于1925，1942加入耶稣会社，1961获博士学位。1962年以降，他开始在马尼拉大学教道德哲学、社会伦理学与道德神学。在教书的过程，他出版了大量书籍，而且许多著作都在关注菲律宾的基督徒复兴与价值更新、宗教对话、人文教养与自然法理、天主教阶层与普罗问题、人类发展与人性、自由主义神学与菲律宾处境等。
Emerito P. Nakpil
他来自联合卫理公会，拥有系统神学与宗教哲学博士学位，也是东南亚神学期刊的主编。与另一位更正教神学家相比，他在相关神学的写作的数与量上算是可观的。他主要关注“基督信仰对社会处境与人类的意义”。他认为有必要发展一种新的宇宙观，即一种能把人从宰制大自然牵引到尊重大自然的神学。
Javier Conzalez (OP)
他是教会法学家，写作虽然不多但编的书可不少，而且还是非常重要的教会期刊Phillipiniana Sacra与Boletin Eclesiastico de Filipinas的资深（超过十年）主编。
Benigno .Beltran
生于1946年的棉兰。在圣多玛大学念完电子工程系后参与Society of the Divine Word。1973年接受按立。1985年获神学博士。先后在芝加哥大学、法兰克福大学任教。关注菲律宾的宗教敏感、贫富悬殊、爱国主义等议题，极力提倡翻译西方神学，以推动神学普及化。
E.de la Torre
天主教神学工作者。圣言神学院的哲学与神学讲师。1972年创办国家解放基督徒团契。马科斯当政并宣布军法统治时，他地下共产党革命运动。后来离开圣言神学院并还俗结婚。他的著书写作关注神学如何改造社会、教会如何解放菲律宾和“游击队神学”等。但来自更正教阵营的Joseph Scalice虽然也提倡马克思主义，但却不赞成武装革命，而比较倾向文化马克思主义，他认为以福音而不是以强制手段（武力或制度）化解人与人之间的疏离，才比较可能持久的改变社会结构。[13]他同时也强调更正教应该主动与天主教，甚至回教对话。
另外，我们还看见这当中有人探讨教父神学，如Lucio Gutierrez。有人探讨礼仪学、弥撒研究，如Anscar J. Chupungco。有人探讨政治神学，有人写作教会法研究，有人以本土语言撰写神学教科书，如Pedro C. Sevilla。与东南亚其他亚洲神学家相比，菲律宾神学家从西方习得的基督教神学可说有比较完整的谱系，因此难怪会开出更多类别的基督精神花朵。
Dindo Rei M.Tesoro与Joselito Alviar Jose认为这些菲律宾神学家的特色是：
一、至少有三分之一神学家是外国侨民，所以菲律宾的神学还不能算是国产的。
二、绝大部分神学书籍以英文写作，因此没有多少菲律宾信徒能读懂。
三、天主教徒作家占多数，更正教徒神学家少之又少，这对教会合一有所阻拦。
四、女性教牧人员还未拥有正式地位，因此这信仰群体亟需男女平等的教育。
五、绝大部分神学家在海外受训，亦即本土神学研究极之需要加强。
六、绝大多数的天主教神学工作者，还没有跳出耶稣会或道明会的宗派围墙。
评述
个人发现菲律宾神学也与许多亚洲神学有类同特性：还是建立在反西方的遗绪上。仿佛非提倡反西方的论点就无法建立自己的神学主体性。所以Timoteo D. Gener的反省很有意思。他说，“对本土性有过多的关注引导学者们指责基督教为外来宗教非己文化，但不要忘记，即使基督教的确是舶来品，却已经在菲律宾本土流播了几百年，也已经成为菲律宾绝大多数人的宗教了。”[14]不过幸好菲律宾神学家当中的有识之士，已经摆脱开始尝试摆脱对西方含敌意的情绪，也积极借着重新研究菲律宾历史与教会史的工作，起来呼应一种有根的神学建构 工作。所以对于他们来说，历史绝不是必须抛弃的包袱，反而是应该开采的重要历史神学资源。也就是这样，他们可能会比其他的亚洲神学家有更丰富的知识和专业 能力，在重整历史之余，亦可同时叩问它影响所及的现代意义。而这确实是梁家麟所批判的亚洲神学家还没有认真严肃去做的工作，因为许多亚洲神学工作者，如果 不是努力给本土教会制造假想敌（西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全球化、后现代化）就是随意的给出简单答案（本色化、本土化）。[15]他们少有看重（重看）自己家国的教会历史信仰基因的。结果在这样的思维领导下的教会，往往偏重复制与再现“使徒时代”的历史，或完全后现代的去宗派性教会。[16]但可惜的是即使是这类神学工作者，也因为过分倚重拉丁语系神权政治（天主教或西班牙化）父权资源，所以还无法更深入的回溯希伯来与希腊思想影响下的基督信理和柔性思考（女性神学与文化神学）力量，所以还不一定能够正确的梳理造成种种当今神学问题背后的更深刻因素。[17]即兴起于15世纪的现代性挑战和全球化冲击背后的西方传统遗绪质变。就像深入寻思西方-东方现代性危机的刘小枫说的，现代性带给世界的不仅是新的科技文明，而更重要的是法权制式。[18]因此如果亚洲教会本身在吸纳福音时，一点也不察觉这福音本身已被“现代化”包装，那么我们又怎么有办法弄清楚原来的基督事件？而既然无法从一开始就读懂和领受原初基督事件，我们又怎么可能明白宣教士/基督教徒经济战士自己也搞不清楚的福音？结果我们能得到的就仅仅是已经经过现代化解读的“福音”，而且还可能是已经被西方理性逻辑驯服了的“福音”—简单的说，那位被西方宣教士介绍到东方来的耶稣，除了失去超越性也失去批判性，更不堪的，可能还是一位会自然而然为西方侵略性传教活动背书的耶稣呢。这样一位耶稣肯定无法从根本上更新亚洲人的精神价值观，更无法针对亚洲古老王统[19]、道统[20]给出批判性转化的力量。
结论：
无论如何，虽然许多亚洲国家大多不是以基督徒占大多数，但经历了基督教东传超过百年的亚洲教会，如果不认真思考所有经典宗教都一再提倡的回到原文回到根源的 运动，而还在继续抱怨自己家国接受福音的年日浅短，并继续享受没有思想含金量的宗教文化舶来品，那只是说明了他们还没有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去消化福音和理解历史的神学价值，也还没有摸着宇宙基督的信仰外推性与公共性的真实意义。[8]而，菲律宾的斗争神学，本质上虽然乃衍生自西化后的哲学逻辑神学并对西方殖民思想法权的抗争，而且他们所用的工具也仅是本土有限的文化资源和更多的舶来品，但可贵的是他们愿意多次梳理本土的信仰传承史，甚至敢于面对类似“教会与暴力”这样的题目（反省），亦在翻译事工上尽一切所能去吸纳和转化古代与现代思想界 与神学界的资源（开放求变），更然后积极面对当代的多种多样个体与群体问题（突破更新），所以可以期待他们的神学工作将比其他亚洲神学工作者的工作更扎实、精彩。
参考书目：
1. 刘小枫：“汉语神学与历史哲学”。《圣灵降临的叙事》。上海；三联，2000。
2. 关瑞文：“亚洲神学”《新世纪的神学议程》。香港：基督徒学会，2003。此处页，386-398。
3. 罗伯特。马库斯：“从罗马到蛮族人的诸基督教王国”。约翰。麦克曼勒斯编《牛津基督教史》。中译；贵州：人民，1996。此处页60-83.
4. 莫發德（Samuel Hugh Moffett）：《亞洲基督教史》。中译；香港：基督教文藝出版社，2000。
5. 莫尔特曼：《来临中的上帝》。中译：上海；三联，2006。
6. 埃利。巴尔纳维主编：《世界犹太人历史—从《创世记》到二十一世纪》。中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2007。
7. 梁家麟：《超前与堕后—本土释经与神学研究》。香港：建道，2003。
英文参考书目：
1. England John C. and others, Asian Christian Theology: A Research Guide to Authors，Movements, Sources (Volume 1) ed. (New York: Maryknoll, 2002). “Groundwork for Asian Christian Theologies-1The Resources in 7th-15thCenturies”pp.3-26。
2. England John C. and others (ed.), Asian Christian Theology: A Research Guide to Authors，Movements, Sources (Volume 2) ed. (New York: Maryknoll, 2002).
3. Fernandez，History of the Church in the Philippines (1521-1898), (National Bookstore, Manila, 1988).
4. Dindo Rei M.Tesoro & Joselito Alviar Jose, The Rise of Filipino Theology. (Paasay City, Paulines Publishing Hause, 2004).
5. Scalice, Joseph Horizons of Struggle in Philippine Theology:A programmatic synthesis.
6. Gener，Timoteo D. “Every Filipino Christian A Theologian-a way of advancing local theology for the 21st century”Doing Theology in the Philippines（Quezon City： Asian Theologian Seminary，2005）.
网络资料：
菲律宾简史：http://www.mofa.gov.tw/webapp/ct.asp?xItem=94&ctnode=276
斯塔夫理阿诺斯：《全球通史》（卷二）（中译；北京，北大，2005）第六章西欧的扩张：伊比利亚阶段，1500—1600年。http://www.lusin.cn/book/mz/qqts/029.htm
[1] 以色列国在雅巍的允准下建立，却在希伯来大卫王朝内部腐败后，先后落入亚述、巴比伦权下，虽然曾经在波斯古列王谕旨下取得回归，但最后还是在一场又一场失败的王朝复辟运动中终结于希腊、罗马人之手。参埃利。巴尔纳维主编，刘精忠等译：《世界犹太人历史—从《创世记》到二十一世纪》（中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2007）页2-50。
[2] 主后约莫30年间，耶稣基督设立教会，温和劝信。但313年后君士坦丁却与他的后人，把基督信仰变质为帝国宗教，致使基督精神实意在当代教会与国家中逐渐萎靡，甚至一度仿若消失。幸而基督保守祂的教会，并一再兴起人来唤醒、振奋、复兴祂的教会。参约翰。麦克曼勒斯编《牛津基督教史》（中译；贵州：人民，1996），页60-83。罗伯特。马库斯著，第二章“从罗马到蛮族人的诸基督教王国”。
[3] 莫发德（Samuel Hugh Moffett）：《亚洲基督教史》（中译；香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2000）页2。“教会是从亚洲开始；最早的教会历史和教会中心都是在亚洲。亚洲产生了第一座已知的教会建筑，第一份新约圣经译文，或许可以说第一个基督徒君王，第一位基督徒诗人，甚至还有备受争议的第一个基督教国家。亚洲的基督徒忍受過最严重的迫害。他们发起的全球探险和宣教扩张，西方要等到十三世纪以后才能相提并论。在那时候，涅斯多留教会──大多数早期亚洲基督徒社群都被如此称呼──在世上施行权柄之地，甚至要超过罗马或君士坦丁堡。有一位历史学家称呼涅斯多留派为‘世所罕見的最伟大宣教士’”。
[4] 基督事件原本发生在近东，即罗马帝国版图内的巴勒斯坦土地，并于主後二世纪分别向东方和西方流传，只是东方基督徒在吸纳和传承福音时比西方人温和，因为前者的东方思想一直扎根陆地，而后者的西方思想则在启蒙运动以后转向海洋，以致强化了对外的征服欲望和侵略性。关于殖民前的东方基督教古籍资源，可参Asian Christian Theology: A Research Guide to Authors，Movements, Sources (Volume 1) ed. John C. England, Jose Kuttianimattathil sbd, John Mansford Prior svd, Lily A. Quintos rc, David Suh Kwang-sun, Janice Wickeri.(New York: Maryknoll, 2002).“Groundwork for Asian Christian Theologies-1The Resources in 7th-15th centuries”pp.3-26.
[5] 菲律宾简史，参http://www.mofa.gov.tw/webapp/ct.asp?xItem=94&ctnode=276
[6] Fernandez，History of the Church in the Philippines(1521-1898), (National Bookstore, Manila, 1988), 418-425.
[7] 斯塔夫理阿诺斯：《全球通史》（中译；北京，北大，2005）详参（卷二）第六章西欧的扩张：伊比利亚阶段，1500—1600年。http://www.lusin.cn/book/mz/qqts/029.htm
[8] 1593年道明会神父出版的Dotrina christiana en lengua espanola y tagala.
[9] Dindo Rei M.Tesoro & Joselito Alviar Jose, The Rise of Filipino Theology. (Paasay City, Paulines Publishing Hause,2004)15-18.
[10] 在菲律宾历史上最重要的一些写作来自马尼拉的第一任西班牙裔菲律宾主教Domingo de Salazar，他抗议西班牙殖民主子虐待和伤害菲律宾人民。这些写作包括1582年，1588年，1590年对菲利普二世的上书。1657年则有一位马尼拉高庭法官作出类似的保护本土人的行动。参Asian Christian Theology: A Research Guide to Authors，Movements, Sources (Volume 1)，页69。
[11] 不知何故，Dindo Rei M.Tesoro与Joselito Alviar Jose就是漏了另三个重要学府，即Ellinwood Training School for Girl(1907),Young Women’s Bible Training School (1910),和National Associaton of Women (1929)。参Asian Christian Theology: A Research Guide to Authors，Movements, Sources (Volume 2) ed. John C. England, Jose Kuttianimattathil sbd, John Mansford Prior svd, Lily A. Quintos rc, David Suh Kwang-sun, Janice Wickeri.(New York: Maryknoll, 2002).
[12] 另一个激发菲律宾人斗志的因素就如关瑞文所说的，菲律宾神学家要反思流播在本国数百年的西方神学传统，重新消化它，或完全否弃它，要不然他们实在理不清这些西方人靠逻辑思维建立的上帝论、基督论、教会论。参关瑞文：“亚洲神学”《新世纪的神学议程》（香港：基督徒学会，2003），页385-387。
[13] Joseph Scalice, Horizons of Struggle in Philippine Theology:A programmatic synthesis，5-17.
[14] Timoteo D. Gener，“Every Filipino Christian A Theologian-a way of advancing local theology for the 21st century”Doing Theology in the Philippines（Quezon City： Asian Theologian Seminary，2005）p.8.
[15]参梁家麟：“基督教在二十一世纪的东亚角色”《超前与堕后—本土释经与神学研究》（香港：建道，2003）页226-258。
[16]这可能是受到源自德国后来流至美国再经宣教士流播东方的“时代历史性解经”神学的影响。参莫尔特曼《来临中的上帝》（中译；上海；三联，2006），页5。
[17]如John C. England 在Asian Christian Theology: A Research Guide to Authors，Movements, Sources (Volume 1) ed., (New York: Maryknoll, 2002) 页333-334中， 言简意赅说到的，菲律宾的历史是在西班牙的“大历史”中生成的，当西班牙本土从专制统治转向自由政府，当西班牙面对宗教次序崩坏、改革，当西班牙面对工业 化的腐败和管理不当，当西班牙的其他殖民地开始闹独立，都在在影响菲律宾本土。可惜还是缺少深刻思考现代化问题的菲律宾神学家。
[18] “汉语神学与历史哲学”，刘小枫：《圣灵降临的叙事》（上海；三联，2000），页7-9，101-107。
[19] 如印度的婆罗门祭司—君王统治法理思想至今仍牢牢控制种姓制度的历史神学诠释权。如殖民前的菲律宾人接受家长制管理，殖民后，甚至推翻殖民政权后，他们仍然还没有足够深刻的去反思家长制如何在一开始就违背了创造—平权制。
[20] 如中国儒家操纵人伦制度化理想，日本保留国族武士道精神，都深刻影响两民族思维方式与法权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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