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育生命的土壤

什 么是教育？对希腊人来说，教育一词含有“培育土壤使之长出健康茁壮植物”之意。因此古希腊人的“教育”既可称为“文雅教育”也可称作“普通教育”，总之它 的目的都是为了让人从庸俗的生活中解放出来，而不只是为了某些目的而训练一批手艺精娴的匠人而已。反之教育应该更进一步，在给人提供各类教材和资源後，再 帮助人成为一个具有独立思考能力，又能为自己的决断负责的人。

柏拉图认为教育可以使人的“灵魂转向”。亚里士多德则要求教育必须超越“供应生存需要”这个最低标准，进而培育人的独立思考与活动能力，再进而晓得如何在复杂的城邦中过有智慧和有教养的公民生活。除此以外，亚里士多德还提倡“闲暇教育”，即鼓励人在闲暇时刻发展理性运思能力，并且从中追求内心的愉悦与幸福境界。由此可见，从古希腊时代始，自由教育就被人们当作一种适合自由人的教育。

可惜，对于许多亚洲的现代城邦（发展中国家/极 权国家，包括本国），这种教育观是必定被排斥的，因为掌权者实际要求的不是一代又一代可以随时取他们而代之的济济人材、思想精英，却是可以随时为了他们自 己无限上纲的“国家需要”而听命于他们的顺民。因此尽管许多教育部官员都知道启蒙运动领袖卢梭曾经喊过“人是生而自由的”，但他们却仍然无所不用其极的把 人民框在“民族主义”、“国家主义”、“亚洲价值观”等意识形态的枷锁中，使人无法脱离“集体人”的牢笼，从而也就不知道自己原来可以“活在天地宇宙 间”，过博爱和公义的生活。结果在这样的观念下，执掌教育权力的部长又怎么会全力以赴的去设计培育自由人的教育方案？

综 观我国的教育体系和由之而衍生出来的教育实况，我们不得不感慨的说，拥有一套理想的教育理念是一回事，选择以那一套教育理念来推动国家教育政策又是一回 事。因为从国家领袖如何选拔“人材”出掌教育部，我们就可以推论出这一点：国家领袖之所以委派某些人执掌可以影响国家百年根本的教育部门，为的不是要迫不 及待的让全民都逐步成为经过教育薰陶的思想精英，而只是为了发挥教育政策的剩余价值—即训练一批能够让国家（比较贴切的说法是种族政党）使用的专业人士而已。因此才会造成这样的一个社会现象和印象，即我国大部分国民即使完成了从小学到大学的基本教育，也还不会独立思考及勇于决断。

德裔犹太政治法学家施特劳斯曾说，自由教育，就是“把人从庸俗中解放出来的教育”，因为自由教育“将赠予我们关于一些对美好事物的经历”。所以当国家不知道如何办教育，教会就应趁时而起，以基督信仰中的丰富资源为国家预备一批真正懂得教育自己的人材。